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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故事里说的是：一个妇女的耐性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一个男子的决心能达到什么目的。
只要我们能给法律这台机器稍许施点儿“金钱油”，起一些润滑的作用，它就准能分析一切疑难案件，进行任何侦查程序，那么，以下各章中所记的事，也许早就在法庭上被公之于众了。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仍难免是富人支使的奴仆，于是，这篇故事就首次在这儿说给诸位听了。原来该由法官听的，现在却改由读者们听了。在我要交代的这篇故事里，从头到尾，凡是重要情节，没一处是根据道听途说转述的。每当以上开场白的作者（他叫沃尔特·哈特赖特）与所要叙述的事的关系比其他人更为密切时，就由他亲笔描写。每当他不再亲身经历那些事时，就让他退出叙述者的地位，改由另一些能凭亲身经历说明情节的人接着确凿地叙述下去。
这样，书中的故事就由不止一个人写出，好像一桩罪案在法庭上由不止一个证人陈述一样————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始终以最直接易晓的方式说明真情实况，要让那些在每一个连续阶段中与事件关系最密切的人原原本本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说明整个一连串事情的经过。
现在，我们就先听二十八岁的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说故事吧。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漫长的炎夏即将结束，我们这些在伦敦街头踯躅的人已感到倦怠，开始向往麦田上的云影，海岸边的秋风。
讲到我这个可怜的人，随着盛夏的消逝，我的身体虚弱了，情绪低落了，而且老实说，钱也花完了。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没能像往常那样很小心地支配自己的收入，而由于开销太大，现在我只好往来于我母亲在汉普斯特德①的小村舍和我在城里的宿舍之间，俭省地度过这个秋天了。
那天傍晚，我记得，四周静寂，天上多云，伦敦的空气十分沉闷，远处街上的车辆声听来十分低沉，我生命中微弱的脉息仿佛已与我周围城市里巨大的心脏搏动相冥合，并随着那落日变得越来越低沉了。我站起身，丢下我当时不是阅读而是对着它出神的那本书，离开了我的宿舍，去呼吸郊外晚间的凉爽空气。每周有两个这样的晚上，我照例要跟我母亲和妹妹在一起度过。所以，我转身向北，朝汉普斯特德方向走去。
在开始叙述以下的故事之前，这里我必须先提一笔：我父亲已在我所叙述的这段时间前几年去世，他的五个孩子当中现在只留下了我和我妹妹莎娜两人。早先我父亲也是一位画师。他一生勤奋努力，在自己所干的那一行中①当时伦敦的西北郊，一片遍生石南灌木的荒地，亦称汉普斯特德荒原。————译者注
很有成绩；由于爱怜几个靠他辛勤工作维持生活的人，一心要为他们的将来作好安排，他从结婚时起就由收入中提出一笔远远超出多数人认为必需的数目作为人寿保险金。多亏他虑事十分周到，不惜自己刻苦，所以，他去世后，我母亲和妹妹仍能像他在世时那样无需依赖他人。我接下了他所教的门馆，刚进入社会时确实应当感谢他为我的前途作好了准备。
寂静的暮色仍在地势最高的荒原上颤动，但是，当我站在我母亲的村舍门口时，下边伦敦的景色已经深深陷入层云密布、阴影笼罩的一片黑暗中。我刚拉动门铃，大门就蓦地打开，不等仆人出来应门，我那位尊贵的意大利朋友帕斯卡教授已经兴高采烈、连蹿带跳地赶出来迎接，一面用夹杂着外国腔的生硬英语招呼我。
为了他的原故，同时，必须补充一句，也是为了我的原故，现在很值得为这位教授正式作一番介绍。由于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他就成了一位楔子人物，引出了以下我所要讲的一篇离奇的家庭故事。
我最初在几个大户人家遇到这位意大利人，和他做了朋友，当时他在那几家教本国语文，而我则在那里教图画。有关他的身世，当时我只知道：他曾经在帕多瓦大学任教；他离开意大利，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那些事的性质，他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他教授语文多年，在伦敦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人。
实际上帕斯卡并不是一个侏儒，因为，从头到脚，他身体各部分都长得很匀称，但是，除了在杂耍场里，他好像是我看到的最矮小的人。不但他那副长相到哪儿都引人注目，而且他那种古怪天真的性格在一般人中更显得特殊。看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要竭力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英国人，以此对这个国家表示感谢，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为他提供了避难场所，而且让他能够维持生活。单单是经常随身携带雨伞，经常套上鞋罩、戴上白色有边帽，以此表示对这个国家的崇拜，教授还不满意；除了在外表方面，他还一心要在习惯与娱乐方面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英国人。看到我国人士都特别爱好体育活动，这个小矮子，凭着他的天真想法，只要一有机会就乘着一时的兴致去参加我们英国人的各种运动和游戏；他坚信，只要有决心下苦功，就可以学会我国的各种户外运动，正如可以套上我国的鞋罩和戴上我国的白色有边帽一样。
一次是在猎狐狸的时候，另一次是在板球场上，我看到他不顾折胳膊断腿的危险；此后不久，在布赖顿海滨，我又一次看到他不顾一切地拿生命当儿戏。
那一次我们是偶然在那里相遇，一同去洗海水浴。如果我们是参加一项英国特有的运动，那我当然会很小心地照顾他，但是，想到外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到了水里一般都很会当心自己，所以我绝对没有料到，游泳这玩意儿在教授看来竟然也是他一时高兴就可以学会的一项运动。我们俩刚从岸边游出去不久，我就发现我朋友没能跟上，于是我停下了，回转去找他。这时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在我和海滩之间只看见两条小白胳膊，它们在水面挣扎了一下，接着就不见踪影了。等我钻下水去找他时，这个可怜的小矮子正静悄悄地躺在水底下，在一个沙石洼儿里蜷成一团，看上去比我以前见到的又小了许多。我把他托到水面；他接触到空气，就在那几分钟里苏醒过来，由我扶着登上了更衣车的踏板。他的精神刚刚恢复了一点儿，他又开始对游泳这玩意儿产生了美妙的幻想。他刚能牙齿打着战儿说话，就茫然地笑着，说那肯定是由于抽筋的原故。
等到他精神全部恢复，又和我一同到海滩上时，他那南欧人的热情立刻突破了英国人一切虚意矫饰的束缚。他那最狂烈的感情流露，一时简直使我承受不了，他以意大利人那种浮夸的形式激动地说：他已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我支配，还说，无论如何要找一个机会为我效劳，做一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的感激心情，否则他将永远不会快乐。
我竭力劝慰他，不许他那样涕泪纵横地赌咒发誓，我再三说，这件意外的事只可在将来作为笑料，看来，最后我总算使帕斯卡对我的感激心情稍许冷静下来。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甚至我们愉快的假期结束后我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对我感恩图报的朋友所渴望的机会，不久竟会到来；他竟会立即非常热心地抓住了那机会；而这样一来，他就将我的整个生活纳入一条新的轨道，并且使我几乎跟以前判若两人。
然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假如当时帕斯卡教授躺在水底下他那个沙石洼儿里，我没有泅水去救他，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以下各章中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关系————也许，我甚至不会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可是后来，那女人竟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支配着我的全部精力，成为现在确定我生活目标的唯一的主导力量。
那天晚上，我们在我母亲家门口见了面，单看帕斯卡那副神情，我就知道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然而，你要叫他立刻说明，那可办不到。他拉住我的双手向里面扯时，我只能猜测，他那天晚上来到这小屋里，是因为知道我习惯要去那儿，一心要在那里见到我，好告诉我一件特别可喜的消息。
我们俩十分莽撞地闯进了客厅。我母亲坐在敞开的窗口，一面笑一面摇着扇子。她特别喜欢帕斯卡，在她看来，他那些最粗野古怪的脾气总是可以原谅的。可怜的慈母啊！她自从知道这个小矮子教授很感激和喜爱她儿子，她就完全把他当亲人看待，对于他那些外国人的古怪习气，再也不去计较，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了。
说也奇怪，我妹妹莎娜虽然是年轻人，却没那么随和。她也夸帕斯卡心地善良，但不能像母亲那样为了我的原故就赞成他的一切举动。她在礼节方面存有偏狭的想法，老是反对帕斯卡那种天生轻视外表的脾气；看见母亲对这个古怪的外国小矮子那样亲热，她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诧异。我注意到，不但我妹妹如此，其他一些人也都如此，我们青年一代完全不像一些老辈那样会表示热诚和易动感情。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一旦想到什么快乐的事，就会神情激动，涨红了脸，而他们生性冷静的儿孙却对那类事丝毫无动于衷。我想，我们现代这些人，像我们的老辈当年一样，也都是心地诚实的儿女吧？会不会是因为教育进步得太快了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受的教育过多了呢？
我虽然不打算明确地答复这些问题，但至少可以在这里提一笔，那就是，每次看到母亲、妹妹和帕斯卡在一起，我总觉得母亲要比妹妹年轻许多。单说这一次，老太太看见我们像小孩似地跌进客厅，就忍不住痛快地大笑，但莎娜却忙着去拾那些茶杯碎碴儿，原来教授匆匆赶到门口接我，把一只杯子从桌上撞下来砸碎了。
“你要是再过半天不来呀，沃尔特，”我母亲说，“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帕斯卡等得不耐烦，差点儿急疯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也差点儿急疯了。教授说他带来了一件和你有关的好消息，可是怎么也不肯向我们透露，一定要等他的朋友沃尔特到了才说出来。”
“真叫人生气，一套茶具给弄得残缺不全了，”莎娜自言自语地嘟哝，伤心地紧瞅着那些碎杯碴儿。
她说这话时，帕斯卡根本没想到磁器已在他手下无法挽救地遭了殃，而是仍旧那样兴冲冲地折腾着，把一张大扶手椅拖到了屋子的另一头，准备像当众演说那样向我们三人发表讲话。他掉转椅背对着我们，然后跳上去跪在椅子里，从那临时讲台上向寥寥三个听众慷慨陈词。
“喂，亲爱的好人，”帕斯卡开始讲话（他每逢要唤“高贵的朋友”时，总是称呼“亲爱的好人”），“听我说呀。现在时候到了，让我宣布我的好消息，这会儿我可以说了。”
“你们听呀，你们听呀！”我母亲跟着凑趣儿。
“那个最好的扶手椅，妈妈，”莎娜悄声说，“椅背要被他压坏了。”
“我要从我过去的事情谈起，我要谈一谈那位世上最高贵的人，”帕斯卡够过了椅子背接下去说，虽然没指名道姓，但他那样情绪激昂地谈论的人就是我，“他发现我死在海底里（那是因为抽筋的原故）；他把我托到水面上；我苏醒过来，重新穿好衣服，那时候我说什么来了？”
“何必去提这件事呢，”我竭力反对，因为，只要你稍许有一点儿愿意听的表示，教授就会激动得痛哭流涕。
“当时我说，”帕斯卡只顾讲下去，“以后我这条命是永远属于我的好朋友沃尔特的了————真的，就是这样说的嘛。我还说，一定要找到一个机会，替沃尔特办一件好事，否则我是永远不会快乐的————此后，我一直感到有一种欠缺，一直到今天这个最幸运的日子。可是现在，”热情洋溢的小矮子放开嗓子大喊，“满腔的快乐，就像汗水从我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因为，用我的信仰、灵魂、荣誉担保，那件事终于办成功了，现在我只要说：顺利呀，一切顺利！”
这里我也许需要说明一下：帕斯卡感到很骄傲，因为相信自己不但在衣着、态度和娱乐方面完全像英国人，而且自己的语言也说得和英国人一样好。他学会了一两句我国最习用的口语，于是，一想到这些语句，就东扯西拉地把它们凑在自己的谈话里，他只欣赏它们的声音，一般并不理解它们的意思，结果是把它们改变成为一些独创的复合字与重叠语，并且老是把它们串连起来，就好像那是由一个很长的音节组成的。①“在我前去教本国语文的那几个伦敦的豪华住宅当中，”教授不再绕开场白，开始抓紧时间谈他迟迟未说明的事，“有一个非常豪华的住宅，就在那个叫波特兰的大广场上。那地方你们都知道吧？对，对，不错，一点不错。在那个豪华的住宅里，亲爱的好人，住着一户高贵的人家。一位妈妈，又漂亮又富态；三位小姐，又漂亮又富态；两位少爷，又漂亮又富态；一位爸爸，最漂亮也最富态，他是一位大商人，一身都是金子，从前，他也是个美男子，①在帕斯卡以下的谈话中，有更多生拼硬凑、不合习惯用法的词语，可见他的英语说得很不高明。————译者注
可是现在，瞧瞧他那秃脑袋瓜子和双下巴颏儿，他不再是美男子了。现在言归正传！我在教三位小姐读但丁那部伟大的作品，可是，啊！我的天呀我的天！你无论用人类的什么语言，也没法形容但丁的伟大作品把三位小姐的聪明脑袋弄得怎样稀里糊涂！
好，没关系，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对我来说，课上得越多越好。现在言归正传！你们不妨自己去想象一下那情景，今天，像往常一样，我正在教那②几位小姐。我们四个人一同下了但丁的地狱。到了第七层————这无关重要，对三位又漂亮又富态的小姐来说，反正各层都是一样————可是，到了第七层，我的学生都钉住在那儿不动啦，我要她们继续前进，于是，又是朗诵又是解释，但是，无论怎样卖力气也没用，恼得我涨红了脸，可是就在这当儿，打外面走道里传来咯吱咯吱的皮鞋声，那位金子爸爸，那位秃脑袋瓜子、双下巴颏儿的大商人进来了。哈哈！亲爱的好人，现在我要比你们预料的更快谈到那件事了。你们是不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也许，你们已经在嘀咕：‘真是活见鬼呀活见鬼！今天晚上帕斯卡又该没完没了地谈下去了吧？’”
我们声明，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于是教授又接着说下去：“金子爸爸手里拿着一封信，先道了扰，说明他干吗要为了一件活人的事情，来打搅我们这几个正在阴间的人，接着就去找三位小姐谈话。一开始，他也像你们英国人在幸福的人间谈到每一件事那样，照例是大声儿用一个‘哦’字开头。‘哦，亲爱的，’大商人说，‘我这儿有封信，是我朋友某某先生寄来的’（那名字我忘了，可是，没关系，咱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件事：对，对，顺利呀，一切顺利）。再说，那位爸爸讲，‘我收到我朋友某某先生一封信，他要我推荐一位画师，到他乡下庄园里教画。’我的天呀我的天！听到金子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要是我长得高大，可以够得上去，那我准得搂住他的脖子，好半晌感激涕零，把他紧紧拥抱在怀里！但是，结果呢，我只在椅子上掀动了一下。我的座位上好像生了刺，我心急如焚地要说话，但是仍旧紧闭着嘴，让爸爸说下去。‘也许你们知道，’阔绰的大好佬一面说，一面把朋友的信放在他金手指当中颠来倒去地播弄，‘也许你们知道，亲爱的，有哪位画师可以让我推荐吧？’三位小姐你瞅我我瞅你，最后说（开头总要大声儿来上一个“哦”）：‘哦，不知道，爸爸！可是，瞧，帕斯卡先生————’一听提到我，我可再也忍耐不住了，该介绍你呀，亲爱的好人，这念头像血一样涌到我脑袋里，我从座位上跳下，好像有一根长钉，从地里冒出，刺穿了我的椅子面，我向大商人发话了，我说（用的是英国成语）：‘亲爱的先生，我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全世界第一流画师！今儿晚上就去信推荐他吧，让他带着全部行装启程吧（又是一句英国成语，哈哈！），让他带着全部行装，搭明儿的火车启程吧！’‘慢着，慢着，’爸爸说，‘他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我回答。‘是一位正派人吗？’爸爸问。‘先生，’我说（因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惹恼了我，我不再向他表示亲热了），‘先生！这位英国人心里燃着天才的不灭的火焰，再说，早先他父亲也是这样儿！’‘不去管那些，’野蛮的金子爸爸说，‘不去管他什么天才，帕斯卡先生。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什么天才，除非是天才加上②但丁（1265——132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在他写的《神曲》中，地狱被想象为上广下窄的漏斗形空间，共分九层，罪人的灵魂按生前罪孽轻重，分别在各层受不同的惩罚。在第七层地狱中，暴君和暴徒等的灵魂受火雨与热沙的折磨。————译者注
正派，那样我们就非常欢迎，真的，非常欢迎。您的朋友能提供证明文件，我的意思是，证明他品格优良的信吗？’我满不在乎地摆手儿。‘信呀？’我说。‘哈哈！我的天呀我的天！那还用说！如果您要的话，有整捆的信，大包的证明书！’‘只要一两份就够了，’这个冷冰冰的金人说。‘让他把证件寄来给我，写明了他的姓名住址。慢着，慢着，帕斯卡先生，您要去看①您朋友，最好是先带去一张便条。’‘钞票呀！’我发火了。‘我那好样儿的英国人没挣到钞票之前，您还是别先提到钞票。’‘钞票！’爸爸显得十分惊奇，‘谁提钞票了？我的意思是说，一张说明条件的便条，一张有关他需要做什么工作的便笺。您继续上课吧，帕斯卡先生，我把需要知道的几点从我朋友的信里摘录下来给您。’这位有钱的生意人坐下来，去跟他的纸、笔、墨水打交道，我又由我那三位小姐跟着，一同下但丁的地狱。过了十分钟，便条写好了，爸爸的皮靴沿着外面的过道一路咯吱咯吱地响过去了。打那时起，用我的信心、灵魂、荣誉担保，我其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我洋洋得意，想到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机会，想到对世界上我最要好的朋友感恩图报的事几乎已经完成，我快活得像喝醉了酒。至于我怎样把自己和我那几位小姐再从我们的阴间拉出来，怎样上完了后面那几课，怎样咽下了那几口晚饭，那我就像一个月球上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所知道的是，我明明是来到了这儿，手里拿着大商人写的便条，热情激动得像火烧，快活得像个皇帝！哈哈哈！顺利呀顺利，真是顺利，一切顺利！”说到这儿，教授把那张开列着条件的备忘录在脑袋上空挥舞着，逼尖了嗓子，用意大利腔的英语欢呼，结束了这滔滔不绝的长篇叙述。
他刚一住口，我母亲就站起身，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她热情洋溢地拉住小矮子的一双手。
“亲爱的好帕斯卡呀，”她说，“我一直认为你对沃尔特的友爱最真挚，现在我更相信这一点了！”
“可不是，为了沃尔特的事，我们非常感谢教授，”莎娜把话接下去。她说时微微抬起身子，好像也打算向那张扶手椅跟前走过去，但是，一看见帕斯卡那样狂喜地吻着母亲的手，就露出了慎重的神气，又在位子上坐好了。
“瞧这个熟不拘礼的小矮子，他对母亲都这样儿，对我又会怎样呢？”有时候脸上的表情说出了心底里的话，莎娜重新坐下时，心里肯定就是这样想法。
虽然我明白帕斯卡的动机，感激他的好意，想到即将担任的教职很有出息，按说应当欢喜，然而，我却鼓不起兴致来。等教授吻够了我母亲的手，我才热情地道谢，感激他为我的事操心，接着就索取那张便条，要看他高贵的东家给我开的条件。
帕斯卡得意洋洋地一挥手，把纸条递给了我。
“瞧吧！”小矮子摆出了一副架子说。“向你保证，我的朋友，金子爸爸写的这玩意儿，就像喇叭吹出来的一样清楚。”
开列着条件的便条，写得简单明白，至少是面面俱到的。它通知我以下几点：①第一点：坎伯兰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聘请一位完全合格的画师，任期暂定为至少四个月。
①在英文中，便条是note，钞票是bank-note。————译者注①坎伯兰郡在英格兰西北，西滨爱尔兰海，山中多湖，号称湖泊区，以风景优美著称。————译者注
第二点：教师担任的工作包括两方面。他将指导两位小姐学习水彩画；他将利用课余时间修补和裱糊一批长期疏于照管的珍贵图画。
①第三点：有意应聘并能胜任者，其待遇将为周薪四畿尼；他将下榻利默里奇庄园；在庄园内他将受到贵宾的待遇。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凡有意担任上述职位者，必须提供有关本人品行与才力的最可靠证明书。证明书应寄交费尔利先生在伦敦的友人，由其最后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这些办法后面，是帕斯卡波特兰广场的东家的姓名住址，便条到此结束。
为我介绍的这一职位，确实很吸引人。工作大概既轻松又适意；聘请是在我最为空闲的秋季里提出的，而根据我本人干这行的经验，待遇确是十分优厚。我知道这一切；我知道，如果能获得介绍的职位，这对我应当说是很幸运的；然而，一看完便条，我就莫名其妙地不愿意做这件事。有生以来，我从来不曾像当时那样感觉到：在自己责任应尽的事与本人乐意去做的事之间，出现了那样令人痛苦的、无法解释的矛盾。
“哦，沃尔特，你父亲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好的机会！”我母亲说，她看完开列着条件的便条，把它递还给了我。
“认识的是这样有地位的人，”莎娜在她椅子里挺起了胸，“享受的又是这样被人尊重、令人满意的待遇！”
“是呀，是呀，待遇在各方面都很吸引人，”我不耐烦地说。“但是，在提交证明书之前，我还要稍许考虑一下————”
“考虑！”我母亲大声儿说，“哎呀，沃尔特，你这是怎么啦？”
“考虑！”我妹妹应声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说出了这种话，够多么奇怪！”
“考虑！”教授一唱一和，“这有啥考虑的？你倒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不是埋怨自己身体不好吗？你不是一直想要，像你说的那样，‘咂一口乡下的清风’吗？好！瞧瞧你手里这张字条，它可以叫你一连四个月喝乡下的清风，呛得你透不过气来。你说对吗？哈哈！再有，你缺钱。好呀！每周四个金畿尼，难道这不是钱吗？我的天呀我的天！要是把这些钱给了我呀，我就会像那个金子爸爸一样，体会到金钱的万能，把一双皮鞋踩得咯吱咯吱响！每周四畿尼，这还不算，还可以陪着两位可爱的小姐；这还不算，还有你的住宿，你的早点，你的晚餐，你的午餐，冒泡泡的啤酒，可以痛痛快快喝它一个够的英国茶，一切不用花钱————哎呀，沃尔特，亲爱的好朋友，真是见鬼呀见鬼！我生平第一次，两只眼睛一起瞪着你也不够表示我的惊奇！”
无论我母亲毫不掩饰地对我的举动表示惊讶也好，还是帕斯卡热情激动地向我列举新工作的种种优点也好，都不能动摇我那莫名其妙的想法，我仍旧不愿意去利默里奇庄园。我提出了所有能想到的鸡毛蒜皮的理由来反对，说明为什么不愿意去坎伯兰，后来，他们一一答复了这些问题，驳得我直发窘，于是我又试图设置最后一道障碍，便这样问他们：如果我去教费尔利先生的小姐学绘画，那把我伦敦的学生怎么办。这是一个分明不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学生即将开始秋季旅行，都要到外地去，至于少数留在家里的学生，那可以转托给我一位教绘画的同事，以前有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曾接过他教的学生。我妹妹提醒我，说这位先生曾特地表示，如果我要在①畿尼是英国当时的金币。————译者注
这个季节里离开城市，他愿意为我代劳，我母亲严肃地劝告我，叫我不要因为一时任性，妨害了我的事业，影响了我的健康；帕斯卡苦苦地央告，说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向救命的朋友感恩报德，叫我不要拒绝，因为那会使他伤心的。
他们这样劝诫我，分明是出于诚挚与爱怜，这会使任何稍有心肝的人为之感动。我虽然不能消除那无法解释的成见，但至少由于自己的道德观念而对此深感羞愧，于是，为了愉快地结束这一场争论，只好作出让步，答应一切都按照他们要求我的去办。
那天晚上，后来大家又很高兴了，都说着笑话，谈到将来我到了坎伯兰和两位小姐在一起的生活。帕斯卡喝了我国特产的酒，酒刚下肚五分钟，好像已经上了头，起了神妙的作用，他兴致勃发，要证明自己确实可以被认作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于是很快地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一会儿为我母亲健康干杯，一会儿为我妹妹健康干杯，为我健康干杯，为费尔利先生和那两位小姐全家人健康干杯，紧接着，真叫人啼笑皆非，又替那全家人答谢。“有一句秘密话要告诉你，沃尔特，”我们俩一同走回去时，我的小矮子朋友背着人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这样好的口才，我就非常兴奋。我怀抱雄心壮志。将来我总有一天要进入你们高贵的议会。我一生的志愿就是要成为尊敬的帕斯卡议员！”
第二天早晨，我把我的证明文件寄给住在波特兰广场的教授的东家。三天过去，我暗中高兴，相信我的证明文件被认为不合格了。但是到了第四天，回信来了。信里说费尔利先生愿意聘请我，要我立即动身去坎伯兰。信里的附言中还很仔细和明确地对我的旅程作了必要的说明。
我满肚子不愿意地打点了行装，准备次日一早离开伦敦。傍晚帕斯卡来看我，他去赴一个宴会，顺路前来为我送行。
“你走了以后，我是不会淌眼泪的，”教授鼓着兴致说，“因为我想到了这件得意的事情。都亏我这吉利的手，它第一次把你推到社会里去寻找好运。去吧，我的朋友！看在老天爷份上，等太阳照在坎伯兰的时候，快晒好①你的干草吧（这是一句英国成语）。在两位小姐当中娶她一个；当上尊敬的哈特赖特议员；将来你爬到梯子顶上可要记住，这一切都是亏了梯子底下的帕斯卡呀！”
我听着我的小矮子朋友临别时的逗乐，也装出了笑，然而我的兴致并未因此提高。他说这些轻松话给我送行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刺痛。
整天里热气憋得人难受，这会儿天晚了，更是又闷又热。
我母亲和妹妹临别时叮嘱了许多活，多次留我再待上五分钟，所以，等仆人在我背后关上院门时，几乎已近午夜。我沿着回伦敦的一条捷径走过去几步，但接着就停下来，迟疑不前。
无星的深蓝色天空中，悬着明晃晃一轮满月，荒原的崎岖地面在神秘的月光下显得那么空旷，就好像远离开下边大城市几百里。一想到很快就要回到伦敦又闷又热的地方，我就感到厌恶。当时我是那样烦躁，想到要在我那①“趁好太阳晒干草”的意思是“别坐失良机”。————译者注
间不通风的宿舍里就寝，就好像想到要逐渐窒息而死一样。于是我决定尽可能绕最远的路回去，要在空气更清新的地方漫步，沿着那些白茫茫的曲折小径，穿过冷落的荒原，拐上芬奇莱路，通过最空敞的城郊抵达伦敦，这样就可以绕过摄政公园的西面，在第二天凉爽的清晨回到宿舍。
我向下边慢慢地、曲曲弯弯地越过荒原，沿途欣赏神秘幽静的景色，赞美那些在我四周崎岖地面上悄悄地轮流递换着的光影。那一次夜间步行，我最初是沿风景美丽的一段路前进，只是在意识中默默地接受着景色给我带来的印象，根本不去思考任何问题，可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我简直不能说当时心中存有什么思想。
但是，一走完那片荒原，拐上一条小路，那儿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这时我生活习惯与日常工作中即将发生的变化就自然而然地使我产生了一些杂念，而且，逐渐地，我的心思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念头上了。等我走到那条路的尽头，我已经全部坠入离奇的幻想：想到利默里奇庄园，想到费尔利先生，想到我不久即将教她们水彩画的两位小姐。
这时我已经走到四条路在那里交叉的地方：一条路通汉普斯特德，就是我刚才走回来的那条路，一条路通芬奇莱路，一条路通西城，另一条路是回伦敦的路。我不知不觉地拣了最后的方向，沿着那条冷落的大路漫步走去，记得我正在猜想坎伯兰的两位小姐是什么模样，可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全身的血液都凝住了，突然有一只手从我后面轻轻地搭在我肩上。
我立刻转过身，手指紧握住我的手杖柄。
就在那宽阔和光亮的大路当中，就好像在那一瞬间从地下冒出来，或者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站立着一个孤零零的女人，从头到脚，穿着一色白衣服，我朝她看时，她一张脸紧对着我，严肃地露出探询的神气，一只手指向笼罩着伦敦的乌云。
在那死寂的夜里，在那荒凉冷落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幽灵突然出现，我太吃惊了，以致于一时没法反问她要做什么。倒是这个古怪的女人先开口。
“这是去伦敦的路吗？”她问。
她向我提出这个奇怪的问题时，我朝她仔细地看。那时已将近一点钟。月光下我只看出：一张年轻人的苍白的脸，很瘦削的面颊和下颏，一双忧郁地注视着人的严肃的大眼睛，一对神经质的、变化无常的嘴唇，一头蓬松的淡棕色头发。她那神态一点儿不粗野，一点儿不轻佻，而是那么沉着和矜持，但同时又显得有点儿忧郁，有点儿警惕；那神态既不完全像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妇女，又不像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她说话时，尽管我只听到那么一句，音调是那么奇怪地低沉和生硬，而且特别急促。她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她的服装：头巾帽，披巾，袍子，都是白色的，但是据我猜想，肯定不是用极精致贵重的料子制成的。她身材纤细，比一般妇女略高点儿，她的步态和动作都没有丝毫奇特的地方。在朦胧的光影中，在我们相遇时那种蹊跷可疑的情况下，以上是我能从她身上观察到的一切。我根本没法猜出，她是一个什么身份的妇女，又是怎样会在深夜一点钟独自来到这条大路上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虽然是在那么可疑的深夜里，是在那么可疑的冷僻的地方，但即便是最下流的人，也不致于往坏的方面误解了她说话的动机。
“您听见了吗？”她仍旧那样急促地低声说，一点儿也没有恼怒和急躁的口气。“我问：这是不是去伦敦的路？”
“是的，”我回答，“是去伦敦的路：它通往圣约翰林和摄政公园。千万原谅我没有早点儿回答您。您突然在路上出现，使我很吃惊；到现在我还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您总不会疑心我是在做什么坏事，对吗？我可不是做坏事的。我是遭到了灾难————我很不幸，所以才会在这么晚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方。您凭什么要疑心我是做坏事的呢？”
她说这些话时显得不必要地急切和激动，并且从我身边后退了几步。我竭力劝她放心。
“千万别以为我对您有丝毫的怀疑，”我说，“或者以为，除了要帮助您，我还有什么其他意图。我只是看到您这样在路上出现觉得奇怪，因为，在看到您的前一会儿，好像路上还是空着的。”
她转过身，指了指背后分别通往伦敦和汉普斯特德的两条路交叉的地①方，那儿的树篱有一个缺口。
“我听见您走过来，”她说，“就在那儿躲着，不敢冒险说话，要先看看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担心又害怕，只好一直等您走过去，我才偷偷地跟上您，碰了碰您。”
偷偷地跟上我，碰了碰我？为什么不唤我呢？至少这一点是奇怪的。
“我可以信任您吗？”她问。“您总不会因为我遭到灾难，就把我往坏里想吧？”她茫然无主地站住，把她的小包从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苦恼地叹了口气。
这女人孤独无依的情景感动了我。由于一时感情冲动，急于要援救她，我就没能像一个比较年长、较有阅历也比较冷静的人在碰到这种离奇和紧张的情况时那样周密审慎地考虑问题，使用灵活机敏的手段。
“您尽可以信任我，我绝对不会伤害您，”我说，“如果您不愿意向我解释您的奇怪处境，那么，就别再提这件事吧。我无权要求您解释。告诉我，怎样可以帮助您；只要做得到，我一定照办。”
“您真是一位好人，我能遇见您，感到非常幸运。”我第一次听她说出了女性的柔和语言，那声音在颤抖，但是忧郁地注视着我的那双大眼睛并没有闪出泪花，仍旧紧盯着我。“我以前只去过一次伦敦，”她越说越急促，“现在对那儿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我能雇到一辆单马出租车或别的出租马车吗？时间是不是太晚了呢？这我就不知道啦。您是不是能领我到哪儿去叫一辆单马出租车————您是不是真肯保证不干涉我的事，随我什么时候，随我怎样离开您————我在伦敦有一个朋友，他是乐意接待我的————我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您能答应我吗？”
她焦急地向大路两头张望，又把她的小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重复地说“您能向我保证吗，”一面直勾勾地瞅着我，那种在恳求中露出的恐惧和惊慌，我看了感到很难受。
叫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儿是这么一个一筹莫展、完全指望我帮助的陌生人，而这陌生人又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附近没有一户人家，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可以和他商量一下；即使我当时知道应当管制她，我也完全无权那样做呀。如今再去翻阅一下这些记述，想到此后发生的那些事就像阴影笼罩在我写的纸上面，我对自己当时的做法也怀疑起来了，然而，我仍旧要说：叫①将小树或灌木密植排列，作为庭院或场地的屏障。————译者注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当时只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试图以此争取时间。
“您肯定伦敦的朋友会在这么晚的时候接待您吗？”我问。
“十分肯定。现在只要您说：可以随我什么时候，随我怎样离开您；只要您说：不会干涉我的行动。您肯这样保证吗？”
第三次重复这几句话时，她走近我身边，突然悄悄地把一只手放在我胸口————那是一只细瘦的手，虽然夜晚闷热，但那只手却是冰冷的（我用手推开它时感觉到了这一点）。要知道，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要知道，触到我的是一个女人的手啊。
“您肯保证吗？”
“肯。”
只那么一个字！那是人们每天时刻说的一个简单的字。哦，天哪！可是现在我写到它时还在发抖啊。
朝着伦敦方向，在寂静的半夜一点钟，我们————我，还有这个女人————一起向前走着，那时她的姓名，她的身份，她的来历，她追求的目的，她走近我身边的用意：这一切对我都是神秘莫测的。当时的情景就好像是一个梦境。难道我就是沃尔特·哈特赖特吗？难道这就是星期天度假日的人所走的那条熟悉的、寻常的路吗？难道我当真是一个多小时以前刚离开我母亲的小屋，离开那个安静的、朴素的、气氛一向是那么融洽的老家吗？我觉得这太奇怪了，同时我隐隐怀有一种类似懊悔的感觉，以致有一会儿工夫没有对我那奇怪的同路人说话。后来又是她的声音先打破了我们的沉寂。
“我想问您一件事，”她突然说，“您在伦敦有许多熟人吗？”
“有的，有许多熟人。”
“都是有身份有爵位的吗？”她这句奇怪的问话明明含有一种疑虑的口气。我回答前迟疑了一下。
“有几个是的，”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许多，”她说到这里停下了，用探索的眼光瞧着我的脸，“许多都是有从男爵爵位的吗？”
我惊奇得一时没法回答，于是接过来反问她。
“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
“因为，为自己考虑，我希望您不认识一位从男爵。”
“可以把他的姓名告诉我吗？”
“我不能————我不敢————我刚才只是因为不留心才提到了这件事。”这时她几乎是恶狠狠地大声说，一面举起一只握紧的拳头，激动地把它挥了挥，接着又突然控制住感情，把声音压低到像耳语般补充了一句：“告诉我，您认识的是几个什么人？”
我不好意思不顺着她答复这样琐碎的问题，于是说出了三个人的姓名。其中两个是我女学生的父亲，另一个是单身汉，他有一次邀我到他游艇上去玩，并为他画了几幅速写。
“啊！您不认识他呀，”她舒了一口气。“您也是一位有爵位的贵人吗？”
“根本不是。我不过是一个教画的罢了。”
我这句答话一出口（也许那口气很是辛酸），她就抓住了我的胳膊，那动作很突然，她所有的动作都具有这一特点。
“不是一位有爵位的贵人，”她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
“谢天谢地！这样我可以信任他了。”
刚才，因为体恤这位同路人，我一直克制着好奇心，可是这会儿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大概，您有充分的理由恨某一些有爵位的贵人吧？”我说。“大概，您不愿意指名道姓的那位从男爵做过很对不起您的事情吧？在深夜里这样不寻常的时刻，您来到这儿，难道就是因为他的原故吗？”
“别问我这个；别叫我谈这件事，”她回答。“这会儿我不大舒服。我受到虐待，受到极大的冤屈。最好请您快快地走，别跟我谈话。我真想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
我们又快步向前走；至少走了半小时，谁也没说一句话。由于不便再问什么，我只不时地朝她脸上偷看一眼。这张脸仍旧是那样，嘴唇抿紧了，眉头蹙起着，眼睛笔直地向前望，显得急切但又茫然无主。我们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已接近新建的韦斯利学院，她那紧张的神情才缓和下来，这时她又开口了。
“您住在伦敦吗？”她问。
“是的。”答话刚出口，我就突然想到，也许她有什么事要我帮助，或者要向我讨主意吧，我不要让她的希望落空，应该告诉她我即将出门。于是我补充道：“但是，我明儿就要离开伦敦一个时期。我要到乡下去。”
“哪儿呀？”她问。“北方还是南方？”
“北方————去坎伯兰。”
“坎伯兰！”她口气亲切地重复了这个地名。“啊！我希望也能到那儿去。从前我在坎伯兰的时候多么幸福啊。”
我再一次试图揭开我与这女人之间的那层帷幕。
“也许，您是出生在那个风景美丽的湖泊区吧？”我说。
“不是的，”她回答。“我出生在汉普郡，可是有一段时期在坎伯兰上学。湖泊吗？我不记得什么湖泊了。我想再看到的是利默里奇村，是利默里奇庄园。”
这一次是我突然止住了步。我正感到紧张和好奇的时候，我这个古怪的同路人居然脱口说出了费尔利先生的住址，这使我大为惊讶。
“您是听见有人在后面唤咱们吗？”她问，我刚刚止步，她就胆怯地向大路两头张望。
“不是，不是。我只是听到利默里奇庄园的名字觉得奇怪，前几天我刚听到坎伯兰的人提起这个地方。”
“啊！我可不认识那些人。费尔利太太去世了；她的先生去世了；他们的小女儿现在也许出嫁了，到外地去了。我不知道现在利默里奇庄园里住的是些什么人。如果那儿还有姓这个姓的，那我也只是因为费尔利太太的原故才会喜欢他们。”
她好像还要说什么，但是，刚打算谈话，我们已经走到可以看见林荫路尽头关栅的地方。这时她的手更紧地揪住我的胳膊，眼光急切地向前面关栅门望过去。
“管关栅的在向外边看吗？”她问。
他没向外边看；我们穿过关栅门时，附近没有其他的人。她一看到那些煤气灯和房子，就显得很激动，她着急了。
“伦敦到了，”她说。“您看有没有马车可以让我雇一辆？我又累又怕。
我要把自己关在车里赶路。”
我向她解释，说除非我们运气好，能遇到一辆空车，否则就必须再向前走一段路，赶到停马车的地方，接着我又试图引她重新谈论坎伯兰的事。但是，我怎么说也没用。她一心只想把自己关在车里赶路。她再也没心去思考和闲谈别的事。
我们沿着林荫路走下去，还没走完那条路的三分之一，我看见几幢房子前面有一辆马车正在对街一家门口停下。一位先生下了车，走进院门。等车夫又登上驾驶台，我就召唤那车。我们穿过大路时，我的同路人已经急得几乎是催赶着我跑过去。
“时间太晚了，”她说。“我必须赶快，因为，时间太晚了。”
“只能去托特纳姆支路，先生，其他地方我可不能送二位了，”我拉开车门时，车夫很有礼貌地说。“我的马太累了，我不能把它赶到比马房更远的地方。”
“行，行！这样很好。我就是要走那条路————我就是要走那条路。”她气喘吁吁地抢着说，一面在我身边向车里挤。
我先确定车夫没有喝醉，并且人很和气，然后让她上了车。后来，她在里面坐好了，我就提议，要把她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不不不，”她激动地说。“现在我很安全了，我这样很好。既然您是一位正派人，就请记住您答应我的话。让他赶车走，到了那地方我会叫他停下。多谢您————哦！多谢您，多谢您！”
我手扶着车门。她抓住我的手，吻了它一下，然后推开了它。同时马车开动，我闪到路当中，迷迷糊糊地想到要叫车再停下，但又迟疑不决，我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怕这样会吓住了她，使她感到不快呢？），最后，我喊出了声，但是声音不太响，没能引起车夫的注意。车轮的辚辚声在远处变得更轻————马车隐没在路上的黑影里————白衣女人消失了。
过了十分钟，也许更多一些时间。我仍旧在路的那一边：一会儿不知不觉地向前走上几步，一会儿又茫然无主地停了下来。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正在疑心这次奇遇是不是真实的；又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但又不知道早先应该怎样做才对，于是就感到不安，并且由于无可奈何而觉得痛苦。我几乎不知道，当时我是要向哪儿走，是要再做什么事：我什么都不清楚，只觉得思想混乱，可就在这当儿，一辆突然从我后面迅速驶近的马车的轮声引起我的注意，几乎可以说是把我惊醒过来。
我止住步回头看去，当时我站在大路黑暗的一边，隐没在花园里一些树木的阴影里。在我前面不远的路对面较亮的地方，一个警察正朝摄政公园那边踱去。
马车在我旁边驶过，那是一辆双人乘的敞篷二轮马车。
“停下！”一个人叫道。“瞧那儿有个警察。咱们去问问他。”
马立刻在距我站立的黑暗处几码远的地方停下。
“警察！”首先说话的那个人喊道。“你瞧见一个女人经过这条路吗？”
“什么样的女人，先生？”
“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淡紫色袍子————”
“不，不，”第二个人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给她穿的那些衣服，后来在她床上发现。她逃走的时候，身上肯定是穿从前去咱们那儿时候穿的。是白色的，警察。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我没看见，先生。”
“如果你或者你的同事碰到这个女人，就拦住她，小心地把她监视好了，送到这个地址。我会付一切费用，另外还有重赏。”
警察看了看递给他的名片。
“我们为什么要拦住她，先生？她犯了什么事呀？”
“犯了什么事？！她从我的疯人院里逃出来了。别忘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往前赶。”
“她从我的疯人院里逃出来了！”
这句话的可怖的含意，对我来讲说不定是意想不到的。最初，我答应让那个白衣女人逃走，是未经仔细考虑的，后来，听她向我提出了几个古怪的问题，我又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她生性是那样容易惊慌不安吧；也许，她是最近受到了什么恐怖的刺激，所以会那样精神恍惚吧。至于说她完全疯了，也就是我们联想到与疯人院有关的那种疯癫状态，老实说，那我对她可是绝对没想到的。无论是在她的言语中还是在她的行动上，当时我都没看出，有哪一点儿地方能证明她是疯子；即便是现在，听到陌生人对警察讲了以上的话，这样说明了她的身份，我依然不能相信那是真的。
那么，我究竟做下了一件什么事呢？是帮助一个受害者逃出了最可怕的牢笼呢，还是放走了一个不幸者，让她投到伦敦的茫茫人海中，而她的那种行动，我们每个人不但应当对其表示怜悯，而且是有责任加以管制的呢？想到了这个问题，但又觉得现在提出已为时过晚，于是我就谴责自己，感到不安。
最后我回到克莱门特学院宿舍，但心烦意乱，毫无睡意。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动身去坎伯兰了。于是我坐下来，先试着绘画，再试着看书，但是，那个白衣女人总是在我和我的铅笔与书籍之间打扰我。这个可怜的人儿会遭到什么不幸吗？我首先想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不愿自寻烦恼，又避开了这个念头。此后我就去想另一些不那么令人感到懊恼的问题：她让马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她这会儿怎样了？她可曾被二轮马车上的人追上并捉住？她仍能那样逍遥自在吗？我和她会不会在最初分道扬镳，到了神秘的未来却又在某处再次相遇？
令人宽慰的是，时间终于到来，可以锁上我的房门，丢下在伦敦的工作，离开伦敦的学生和伦敦的朋友，又开始去找新的乐趣，过一种新的生活了。甚至火车站上的喧闹和纷扰，平时只会使人厌烦和慌乱，现在反而使我精神振作，心里痛快了。
根据旅程的安排，我应当先到卡莱尔，然后沿一条铁路支线向海岸进发。说来运气也真不好，我们的车在兰开斯特和卡莱尔之间抛了锚。由于这一意外的耽搁，我就没能及时转乘支线的车。我不得不候了几个小时；等到下一班火车最后把我送到距利默里奇庄园最近的车站上，已经敲过十点，夜里天色很黑，我几乎看不清道路，所以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费尔利先生吩咐在那儿接我的马车。
车夫分明是因为我来迟了而感到不快。他像一般英国仆人那样，也是必恭必敬地一句话不说。我们的马车在极端沉寂的黑暗中慢慢驶去。路很坏，再加上夜里四外漆黑，更不容易很快地走完那一段路。我们离开车站后，根据我的表，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我才听见远处传来海浪声，我们的车轮在一条平坦的石子环行车道上辚辚震响。走上这条车道之前，我们先进了一个大门，后来又进了一重门，才在正房前面停下。一个身穿号衣、态度严肃的男仆迎接我，告诉我主人全家都已安歇，然后把我领进一间高大的房间，我的晚饭已经摆在那里，冷清清地放在一张空落落的红木餐桌尽头。
我酒和菜都吃不大下，因为我十分疲劳，情绪也不好，尤其因为那个态度严肃的男仆摆足了架子在一旁侍候着，就好像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来到庄园，而是有一小群宾客前来赴宴似的。过了一刻钟，我准备去我的卧室。态度严肃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陈设得很精致的房间，说了一句“九点钟用早餐，先生”，向四面望了望，看是不是每样东西都已安排妥当，然后悄悄地退了出去。
“今天夜里我会梦见些什么呢？”我灭蜡烛时心里想，“是那个白衣女人吗？还是这个坎伯兰公馆里那些没有见过面的人呢？”睡在这所房子里，很像是这家人的朋友，但这家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连面都不曾见过，这确实会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啊！
第二天早晨我起身以后，打开了百叶窗，大海在八月里的灿烂阳光下喜洋洋地展开在我前面，远处苏格兰的海岸在地平线上镶了几道淡淡的蓝边。
由于看厌了伦敦那些砖头灰泥建筑，这会儿呈现在眼前的景色立刻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与新鲜，我觉得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接触到一系列新的想法。我忽然对过去感到陌生，但一时又没对现在与将来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于是我的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迷惘之感。几天前的事就好像是许多月以前发生的，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淡薄了。帕斯卡怎样意想不到地宣布他为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我告别时怎样和母亲、妹妹一起度过那个晚上；甚至还有我从汉普斯特德回去时怎样在路上遇到了那件神秘的怪事：这一切都好像是我一生中早期发生的事了。虽然那白衣女人仍旧留在我的脑海中，但她的形象仿佛已经变得黯淡模糊了。
将近九点，我走到住宅的底层。前一天晚上迎接我的那个态度严肃的男仆正在过道中徘徊，这时很殷勤地把我领进早餐室。
仆人推开门，我四面一看，只见长长的房间当中有一张上面摆得很整齐的早餐桌，屋子里有许多窗户。我从桌子跟前向房间顶里边那扇窗子望过去，看见一位小姐正背对着我站在窗口。我的眼光刚接触到她，就被她那优美罕见的身段和落落大方的态度吸引住了。她身材颀长，但并不太高；丰腴秀丽，但并不肥胖；她的头在肩上显得那么安详、灵活而又端正；她的腰部在男人们眼中是最完美的，因为部位匀称，丰满适度，并不因为穿了紧身褡而有损它的美。她没听见我走进屋子，我就趁机恣意欣赏了她一会儿，然后移动了一下身旁的椅子，因为这样可以一点儿也不令人发窘地引起她的注意。她立刻向我转过了身。她刚开始从屋子那一头朝我这面走过来，身体和四肢的动作就显得那样轻盈优美，使我心旌摇曳，急于看清楚她的脸。她离开了窗子————我对自己说，这位小姐长得很黑。她向前走了几步————我对自己说，这位小姐很年轻。她走到更近的地方————我对自己说（那样惊讶感觉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这位小姐长得真丑呀！
“天公不铸错”这句陈旧的格言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显得经不起一驳；而一个可爱的身材，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由于上面有了那一张脸而使人对它所抱的美好期望在惊讶中落空。这位小姐的肤色几乎是黧黑的，她唇上边的柔毛简直像是一撮胡子。她有着男性那种显得刚强的大嘴和下巴颏，目光犀利、表情坚定的棕色暴眼睛，前额上是长得特别低、黑得像煤一般的浓发。不开口的时候，她那副表情————爽朗，坦率，机敏————没有一点儿女性那种吸引人的文静与柔顺，而一旦缺少了这些特点，即便是最漂亮的妇女也不能称之为完美的了。你看到了一位雕塑家渴望将其当作模特儿的肩胛，然而它上面却有着这样的一张脸。最初，匀称的四肢在端庄文雅的动作中表现的美使你陶醉，然后，那完美的身材表现的男性的姿态与神情又几乎使你厌恶。这种感觉很奇特，它好像我们一般人常常在睡梦中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快，但又并不因为已认识到那是梦中的怪诞与矛盾而不加介意。
“哈特赖特先生？”小姐用探询的口气说，而这话一出口就立刻显得温柔娇好，那张黑糁糁的脸上映出了微笑。“昨儿晚上我们不指望您会来了，所以都像平时一样去睡了。请原谅我们的怠慢，并请允许我介绍自己：我是您的一个学生。让我们握手好吗？我想，既然我们迟早要来这一套，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应个景呢？”
这几句很奇特的欢迎词，她说得清脆、响亮、悦耳。她像极有教养的妇女那样从容自然、沉着稳重地向我伸出了一只手————那只手相当大，但很美。我们一起在早餐桌旁边坐下，彼此显得那么熟悉亲切，就好像已相识多年，现在是约好了在利默里奇庄园会见，闲谈着一些往事似的。
“我希望，您来舍下不会嫌简慢，能从您的教课中获得最大的愉快，”小姐接着说。“今儿早晨一开始就要请您原谅，因为只有我陪您早餐。我妹妹在她屋子里调治基本上是妇女害的那种病：有点儿头痛；她的老保姆魏茜太太当心调护她，给她吃一些汤药。我叔父费尔利先生每顿饭都不和我们一起吃；因为身体不好，他总是在自己屋子里过着单身汉的生活。现在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前些日子倒来过两位小姐，可是她们昨儿都很失望地走了，这也难怪。她们来的那几天里，因为费尔利先生一直身体欠佳，在我们家里竟然找不出一位会逗趣、能跳舞、擅长谈话的男人，结果呢，我们几个人老是拌嘴，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单是四个女人在一起吃饭，你怎么能指望她们不拌嘴呢？我们都很愚笨，我们不会在饭桌上款待别人。您瞧，我就是瞧不大起我们女人，哈特赖特先生————您喜欢喝点儿什么，茶，还是咖啡？————没一个女人会看重女人，只不过她们很少会像我这样直言不讳罢了。我的天呀，您好像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嘛。是什么问题？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早餐该吃些什么？还是奇怪我谈话这样随便？如果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朋友，我劝您别去碰您手臂旁边那盆冷火腿，还是等着就要上来的煎蛋卷。如果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我要请您喝点儿茶，让自己安定下来，然后，尽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哦，对啦，这可是妇女最难做到的），我不再开口了。”
她把我那杯茶递给我，一面高兴地笑着。她娓娓动听地谈着话，对一个素昧生平的人显得那么愉快、亲切，那么天真自然，毫不做作，仿佛生来相信自己的能力与身份，而这就使哪怕是最卤莽冒失的人也会对她肃然起敬。和她在一起时，你不可能需要客套，感到拘束，更不可能哪怕是在思想上对她稍许放肆一点儿。即使在受到她那开朗愉快的性情的感染的当儿，即使在我竭力用她那种坦率和轻松的口吻回答她的时候，我依然本能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是了，是了，”她说这话，因为听到我作出唯一可能的解释，说明我为什么露出迟疑的神情，“我明白了。您来到这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听我这样随便地提到舍下的一些人，就没法理解了。这是很自然的，我早就应当想到这一点了。好在我这会儿补救还来得及。这么着，就让我先从自己谈起，尽快把有关这方面的事交代明白吧。我叫玛丽安·哈尔科姆；我管费尔利先生叫叔父，管费尔利小姐叫妹妹，这样称呼并不正确，好在妇女们用字往往是不正确的。我母亲两次结婚：第一次嫁哈尔科姆先生，他是我的父亲；第二次嫁费尔利先生，他是我妹妹（我同母异父妹妹）的父亲。我们两人除了现在都成了孤儿这一点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完全不相同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穷人，费尔利小姐的父亲是一个有钱人。我什么家当都没有，她可是有一大笔财产。我长得又黑又丑，她长得又白又美。人人都说我又暴躁又古怪（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人人都说她又柔顺又可爱（这话更是一点儿也不错）。总之，她是一位天使，我是一个————您尝点儿那果酱吧，哈特赖特先生，这话妇女说下去碍口，还是请您把它说完了吧。有关费尔利先生的事，这叫我怎样对您说呢？老实讲，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早餐后他肯定要请您去，那时候您就可以亲自观察他了。这会儿我可以让您知道的是：第一，他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的兄弟；第二，他没结过婚；第三，他是费尔利小姐的监护人。我离开了费尔利小姐就没法生活，她离开了我也没法生活；所以我才会住到利默里奇庄园来。我和我妹妹最友爱，您也许会说这是无法理解的吧，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然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您必须让我们俩都满意，哈特赖特先生，否则就会使我们俩都不满意：再有一件更伤脑筋的事，那就是以后您只好完全由我们两人奉陪。魏茜太太是一位大好人，她具有全部美德，但毫无动人之处；费尔利先生身体太差，他什么人都不招待。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病，医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我们都说，‘那病出在神经上，’但是谁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您今儿见到他的时候，我劝您最好能容忍他那些小小的怪癖。只要您称赞他搜集的那些钱币、版画和水彩画，您就能叫他高兴。说真的，如果您能对宁静的乡村生活感到满足，我看不出您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生活得很好。早餐后到午饭时候，您要整理费尔利先生的图画。午饭后，我和费尔利小姐带着我们的写生簿，在您的指导下到野外去写生。绘画是她喜爱的玩意儿，不是我喜爱的玩意儿。女人是不会画画儿的，因为她们的心思太浮躁，她们的注意力太不集中。可是，没关系嘛，既然我妹妹喜欢画画儿，那么，为了她的原故，就让我像所有的英国妇女一样心安理得地浪费一些颜料，糟蹋一些纸张吧。至于晚上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有办法让您消磨。费尔利小姐弹得一手好钢琴。我呢，说来也可怜，连两个音符都分辨不清，但是我可以陪您下棋，打双陆，玩纸牌，甚至打弹子（不过，女人在这方面总要差点劲儿）。您觉得这样安排好吗？您能适应我们这种安静和刻板的生活吗？也许，在利默里奇庄园这种沉闷的气氛中，您不能安下心来，很想找一些变化，经历一些惊险的事吧？”
她一直这样很有风趣地谈下去，我始终不去打岔儿，只偶尔为了礼貌关系随便回答几句。但是，她在最后一个问题上提到了那个词儿，也就是偶然说出了“惊险的事”那几个字，这就使我想起了怎样遇到那个白衣女人，而且，因为那个怪人曾经提到费尔利太太，所以这会儿我就想要查明那个逃出了疯人院的不知名姓的人，想要知道她一度与从前利默里奇庄园女主人之间肯定有过的关系。
“即使我是最好动的人，”我说，“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急于要找惊险的事。就在我来到府上的前一天夜里，我遇到了一件惊险的事，说真的，哈尔科姆小姐，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惊奇和刺激，是我在坎伯兰的这段时期里，也许甚至在更长的时期里不会忘记的。”
“有这样的事，哈特赖特先生！您可以说给我听吗？”
“您是有权利要求听的。这桩惊险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我完全不认识，也许您也完全不认识；但是，她确实用最真诚的感激和尊敬的口吻提到了已故的费尔利太太。”
“提到了我母亲！您的话使我太感兴趣了。请谈下去吧。”
我立即叙述我遇见白衣女人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谈了当时的情景，一字不漏地重述了她讲到有关费尔利太太和利默里奇庄园的那些话。
哈尔科姆小姐从头听到尾，那神情坚定、炯炯闪亮的眼睛一直紧瞅着我。她脸上除了极度的好奇与惊讶之外再无其他表情。对于这件神秘的事，她分明和我一样没有掌握任何可供追查的线索。
“您肯定她谈的是我母亲吗？”她问。
“非常肯定，”我回答。“不管那个女人是谁，反正她在利默里奇村里读过书，受到费尔利太太特殊的钟爱，至今还记得并感激她的情分，因此对她现在一家人仍旧表示亲切关怀。她知道费尔利太太夫妇都已去世，她谈到费尔利小姐，就好像她们俩在童年时代是熟悉的。”
“好像您提到：她说自己不是本地人？”
“可不是，她说她是汉普郡人。”
“您完全没想到要打听她的姓名？”
“完全没有。”
“多么奇怪啊。您决心让这个可怜的人获得自由，哈特赖特先生，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很对，因为您看到她并不像是一个不适于享受自由的人。但是，如果当时您在另一方面也抱有决心，要打听出她的姓名，那就好了。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查明这件神秘的事。暂时您最好别去向费尔利先生和我妹妹提起，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不知道她过去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他们虽然脾气完全不同，但是两人都很敏感和神经质；如果告诉了他们，那只会白白地使一个烦恼，使另一个受惊。至于我本人，我非常想要知道这件事，决心从现在起就尽一切力量去查明它。我母亲第二次结婚后来到这儿，确实是创办了如今仍旧开着的那所村校。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师，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从他们那里是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来的。除此以外，我只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
她刚说到这儿，我们的谈话被走进来的仆人打断，仆人来传达费尔利先生的话，说请我用完早餐就立即去见他。
“你到厅里去等着，”哈尔科姆小姐仍是那样很敏捷地代我答复了仆人。“哈特赖特先生这就来。我要说的是，”这时她又接下去对我说，“我妹妹收藏有许多母亲的信，其中有写给我父亲的，也有写给她父亲的。既然一时没有其他办法找线索，那我今天早晨就去看一看我母亲写给费尔利先生的信。费尔利先生喜欢伦敦，经常要离开他乡下的住宅；每逢这种时候，我母亲总是给他写信，向他报告利默里奇村里发生的事情。她在许多信里都提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那所学校；我相信，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很可能我已经发现一些线索了。午饭时间是两点，哈特赖特先生。那时候我可以把我妹妹介绍给您，午后我们就驾车到附近地方去，让您看看我们喜爱的风景。那么，两点钟再见。”
她向我点了点头，姿态活泼优美，在娴雅中显得那么亲切，这是她一切言谈举止中的特色，接着她就从屋子尽头的一扇门里消失了。她刚离开，我就转身向厅里走去，仆人跟在后面，首次去会见费尔利先生。
带路的人领我上了楼，走进一条过道，又回到我昨夜睡的那间卧室里，然后打开通隔壁房间的门，请我进去看看。
“主人吩咐我领您去看您的起居室，先生，”仆人说，“请问，您对这屋子里的布置和光线满意吗？”
说实话，如果对这间屋子和它里面的一切陈设再不满意，那我这个人真可以说是太不知足了。从弓形窗子里望出去，正是我早晨在卧室里看了称赞不已的美丽景色。家具都是奢侈华丽的精品；一张桌子在屋子当中灿灿闪亮，上面是精装的书籍，优雅的文具，美丽的鲜花；另一张桌子靠近窗口，上面摆满了裱糊装配水彩画需用的各色材料，桌边上还装了一个小小画架，我可以随意将它展开或者折拢；墙壁上挂着鲜艳的印花棉布；地板上铺的是黄红相间的印度草席。那是一间我生平从未见过的最豪华精致的起居室，我看了赞不绝口。
那个态度严肃的仆人，显然受过严格训练，所以丝毫不露出得意的神情。我说完赞扬的话，他冷淡而恭敬地一鞠躬，接着就默默地给我开了门，又让我走到外面过道里。
我们拐了个弯，走进另一条很长的过道里，最后登上一道短扶梯，穿过楼上的一个小圆厅，在一扇覆盖着深色厚呢的房门前停下了。仆人打开了这扇门，领着我向前走了几码，到了另一扇门前面，又开了那扇门，迎面露出两条淡海绿色缎子门帘，他悄悄地揭开一条门帘，轻轻地说了一句“哈特赖特先生到”，就离开了我。
我来到一间高大的房间里，天花板上面的雕刻精美绝伦，地毯又软又厚，踏在脚底下像是层层丝绒。屋子里一边列着长长的书橱，是用我从未见过的稀有的嵌花木料制的。书橱不到六英尺高，上面间隔得很均匀地摆着云石小雕像。对面是两口古色古香的珍品橱，橱中间空着的地方挂着一幅《圣母与①圣婴》，画上面罩着玻璃，镜框下边的镀金牌上刻着拉斐尔的名字。我走进房门，沿左右两边都摆着小柜和玳瑁金银等细工镶嵌的小架子，上面陈设的是德累斯顿特产的磁人儿，珍贵的花瓶，象牙的装饰，以及各种玩物古董，上面嵌的金银和宝石灿烂耀眼。房间深处，我迎面那几扇窗都被遮住了，也像门帘那样淡海绿色的大幅窗帘调节了阳光。照射进来的光线在亮度减弱后显得有点神秘，使人感到柔和适意，它均匀地散布在室内所有的物件上，加①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和建筑家。————译者注
深了这里静寂与冷落的气氛，给那个孤零零的主人罩上了一个很合适的肃静的光环，主人显得那么懒散，正靠在一张大扶手椅里，椅子一边的扶手上装了个托书架，另一边的扶手上配了块小搁板。
如果根据一个四十岁开外的男子刚化了妆的仪容，就可以准确地推测出他的年龄（其实这是很不可靠的），那么，我会见费尔利先生时，可以将他的年龄约莫估计为五十已过但未到六十。他那张光洁无髭的脸瘦削无神，苍白得好像是透明的，但上面并没有皱纹；他的鼻子很高，呈鹰钩状；眼睛灰蓝暗淡，大而突出，眼皮四周通红；头发稀疏，看上去很柔软，是那种最不容易辨认是否已开始变白的淡茶色。他穿的一件深色常礼服，是用比一般呢绒薄得多的料子制的，背心和裤子都洁白得看不到一点儿斑迹。一双小得像女人的脚，穿着浅黄色长筒丝袜，趿着像妇女穿的那种青铜色小皮拖鞋。他那纤细雪白的手上戴着两个戒指，即使我对此道是外行，但仍可以看出它们是极珍贵的。总的说来，看上去他身体衰弱，肝火很旺，过分文雅————他有着那么一种神态，如果那表现在男人身上，虽然特别细微，但仍会使人感到不快，而一旦表现在女人身上，那女人就不可能显得自然大方了。我那天早上认识了哈尔科姆小姐，以为会喜欢这家的每一个人，但是，看到了费尔利先生那副模样，我无论如何不能对他发生好感。
我向他再走近一些，才发现他并不像我最初猜想的那样是无所事事的。他身边那张大圆桌上，除了一些珍玩之外，还摆着一个黑檀镶银的小巧的珍宝柜，里面是大小各色的钱币，都排列在铺着浅紫色丝绒的小屉子里。一个屉子正摆在他椅子的小搁板上，屉子旁边是几只珠宝商用的小刷儿，一只软①皮“擦笔”，一小瓶药水，准备一发现钱币上有污迹，就用这些东西，按不同方法，把污迹拭净。他那软弱洁白的手指正在有气无力地玩弄着一件什么东西，在我这个未经训练的人看来那像是一只缺了边的肮脏的锡蜡纪念章，就在这时候，我走到跟他的椅子保持适当距离的地方停下来向他鞠了一躬。
“非常欢迎您到利默里奇来，哈特赖特先生，”他像哭诉般说，再加上声音尖锐刺耳，有气无力，这句话听来只会叫人感到难受。“请坐吧。可是，请别移动那椅子呀。我可怜的神经哪，一丁点儿响动都会使我十分痛苦啊。您看过您的画室了吗？还可以吗？”
“我刚看完了那间屋子，费尔利先生；说真的————”
我这句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他止住了，他闭起眼睛，哀求似地举起了一只雪白的手。我吃惊地停下了，这时承蒙他哭腔哭调地向我解释道：“请原谅我。可是，您能不能试试把声音说得低一点呢？我可怜的神经呀，无论什么响声，都会使我受到无法形容的折磨呀。您能原谅一个病人吗？这可怜的身体害得我呀，不但是对您，对所有的人都得重复这句话啊。哦，对了。您真的喜欢那间屋子吗？”
“我想，再不会有比那间屋子更精致更舒适的了，”我降低了声音回答，这时已开始觉察到，费尔利先生自私的装腔作势和费尔利先生可怜的神经，实际上是一回事。
“我很高兴。您会看到，哈特赖特先生，您的地位将在这里受到应有的尊重。在舍下，绝对不会有谁像英国人那样野蛮可怕，那样歧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我早年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所以，在这方面，完全摆脱了我国人①“擦笔”是一种用皮或纸做的锥形物，用来给垩笔画或铅笔画画阴影的。————译者注的偏见。我希望，那些上等人士，————这是个多么讨厌的词儿，但是，我想，还是得使用它一下————邻近的那些上等人士，也能如此啊。他们这伙人呀，对艺术都像该死的野蛮人一样，哈特赖特先生。请相信我的话吧，这些人如①果看见查尔斯五世给铁相拾画笔，他们准会吓得目瞪口呆啊。可不可以劳您的驾，把这盘钱币还到那小柜子里，把下边的一屉拿过来给我？我可怜的神经呀，只要一用气力，就会说不出地难受呀。
对。谢谢您啦。”
对费尔利先生这样心安理得地提出的要求，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无异于是对他刚才向我举例说明的开明的社会理论所作的一个实际的注解。我必恭必敬地把那个屉子还到原来地方，把另一个屉子递给他。他立刻开始玩弄另一套钱币，还用小刷子刷它们；对我说话时，他一直是那样懒洋洋地瞅着钱币，对它们表示赞赏。
“十分感谢，请多多原谅。您喜欢钱币吗？喜欢？真高兴，除了爱好艺术，咱们又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啦。现在，来谈一谈待遇问题————请告诉我————您满意吗？”
“非常满意，费尔利先生。”
“真高兴。瞧————再有一件什么事？啊！想起来了。对了。承蒙俯允在艺术方面施展宏才，不吝嘉惠，敝管家将在第一个周末仰承尊旨，恭候差遣。瞧————再有一件什么事？这不是很怪吗？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时好像都忘了。是不是可以劳您驾摇一摇铃？在那个角落里。对。谢谢您。”
我摇了铃；另一个仆人悄没声儿地出现了，这是一个外国人，脸上死板板地堆着笑，头发梳得溜光————是一个地道的亲随。
“路易，”费尔利先生说，一面神思恍惚地用一只刷钱币的小刷子擦手指尖儿，“我今儿早晨又在我的簿子里登了记。把那簿子找来。千万请您原谅，哈特赖特先生，恐怕我让您厌烦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又惓怠地闭起了眼睛，而当他这样确实使人感到厌烦时，我就静悄悄地坐在那里，抬起头来看拉斐尔的那幅《圣母与圣婴》。就在这时候，亲随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个象牙封面的小簿子回来了。费尔利先生轻轻地舒了口气，然后一只手抖开了簿子，另一只手举起了小刷子，这是示意亲随，叫他继续听吩咐。
“对。一点儿不错！”费尔利先生翻看着簿子说，“路易，把那个画夹取下来。”他说时指了指窗旁红木架上的几个画夹。“不对。不是那个绿背①脊的————那里面是我的伦勃朗的镂版画，哈特赖特先生。您喜欢镂版画吗？喜欢？我真高兴，瞧咱们又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啦。是红背脊的那个画夹，路易。千万别随手往下放！哈特赖特先生，如果路易随手把那画夹往下一放，您真想象不到我受到的那种折磨。这样摆在椅子上稳当吗？您说稳当吗，哈特赖特先生？稳当？这可好。如果您认为那确是很稳当，那么，您高兴看看那些画吗？路易，给我走开。你真是个笨驴。你没看见我拿着簿子吗？你以为我高兴这样拿着它呀？那么，为什么不等我吩咐就给接过去？多谢您，哈特赖特先生；仆人都是这样的笨驴，您说对吗？请告诉我：您觉得这些画怎①查尔斯五世（1500——1558），德国皇帝，在位时奖掖文人与艺术家。铁相（1487？-1576），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曾在查尔斯五世朝中任画师。————译者注①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镂版家。————译者注么样？刚买来的时候，它们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儿了，我上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它们带有那种该死的买卖人手摸过的气味。您能把它们整理一下吗？”
虽然我神经不够灵敏，没法嗅出引起费尔利先生嫌恶的那种市侩手指的臭气，但是，凭我受过的训练和培养成的趣味，我在看那些画的时候还是能鉴别它们的价值。它们多数是真正英国水彩画的艺术精品；看样子原来的主人远远没有给予它们应有的珍惜。
“这些图画。”我回答道，“都需要仔细绷紧，重新装配；在我看来，它们完全值得————”
“请您原谅，”费尔利先生打断了我的话。“您说话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闭上眼睛？哪怕是这样的光线，我的眼睛都受不了。可以吗？”
“我刚才是要说，这些画完全值得花所有的工夫去————”
费尔利先生突然又张开眼睛，惊慌失措地朝窗子那面转动眼珠。
“请您海涵，哈特赖特先生，”他一丝半气，颤巍巍地说。“我明明听见有几个可怕的小孩到了花园里————到了我们家园子里————好像在窗底下吧？”
“我不知道，费尔利先生。我可什么也没听见。”
“劳您驾————您一直很顾惜我可怜的神经————劳您驾，把那窗帘的角揭起点儿来。可别让阳光照射到我身上，哈特赖特先生！您揭起窗帘了吗？揭起了？那么，可不可以请您看一看花园里，看真的没人吗？”
我按照新提出的要求做了。花园的墙围得密不通风。在整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中，大人，小孩，一个也没有。我向费尔利先生报告了这一令人欣慰的情况。
“非常感谢。大概，那是我的幻觉吧。谢天谢地，家里没有小孩；可是仆人（这些生来没神经的人）会把一些小孩从村里引了来。这些野孩子————哦，我的天哪，这些野孩子！可以让我坦率地说吗，哈特赖特先生？————我真希望能在儿童身体构造方面来它一番改造。造物主的用意好像只是要使儿①童成为不停地发出噪音的机器。我们可爱的拉斐尔洛的设想肯定要比这好得②多吧？”
他指了指那幅圣母图，那上边一部分画的是意大利美术中具有传统形式的天使，他们都在天空中把下巴颏儿搁在淡黄色的云朵上。
“多么理想的儿童啊！”费尔利先生朝那些小天使瞟了一眼。“这样滚圆可爱的脸蛋儿，这样柔软可爱的翅膀，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肮脏的小腿跑来跑去；没有吵人的小嗓子尖声怪叫。要比现在这种身体构造好多少啊！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又要闭上眼睛了。您真能整理这些画吗？太好啦。还有什么其他的事需要安排的？如果有的话，我大概是忘了。让我们摇铃叫路易来好吗？”
这时，也像费尔利先生那样显然急于赶快结束这次会见，我想最好是不要召唤仆人，还是由我亲自提醒他。
“还有一件事需要谈谈，费尔利先生，”我说，“那就是，我应当怎样陪两位小姐学画。”
“啊！可不是，”费尔利先生说。“我真希望我精神好，能够谈一谈这①拉斐尔的昵称。————译者注②拉斐尔画的一些小天使没有身体，只有长着翅膀的脑袋。————译者注
方面的安排，可是，我精神不好呀。只能让两位受您教诲的小姐，哈特赖特先生，自己去决定和安排一切了。我侄女喜欢您这门可爱的艺术。她在这方面的知识，刚够让她认识到自己很大的缺点。请您多多费神指点她吧。就是这一件事。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没有啦。我们已经彼此很了解了，对吗？我不应当再耽误您的贵干了，对吗？非常高兴，能这样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多么痛快，能这样办好了所有的事情。可不可以费神摇一摇那铃，叫路易把这画夹送到您屋子里去？”
“如果您允许，费尔利先生，我可以自己带去。”
“您真的要自己带去吗？您有这么大气力吗？有这么大气力，瞧您多么福气！您真的不会把它落下来吗？有了您在利默里奇，我太高兴啦，哈特赖特先生。我被病痛这样折磨着，简直不可能常常奉陪了。是不是可以请您特别当心，请轻轻地揭那门帘————它们一丁点儿响声都会像刀似的扎穿了我。好啦，再见！”
等海绿色的帘子合拢，两扇覆着厚呢的门在我后面关好，我就在屋子外边那个小圆厅里站了一会儿，痛痛快快地舒了一口大气。看到自己又离开了费尔利先生的屋子，就好像一个人一度深深地扎进水里，这会儿又浮到了水面上。
我在我那间小巧精致的画室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准备早晨的工作时，首先拿稳了主意，决定此后再不走近主人住的那几间屋子，除非是他赏脸，特意邀我再去见他，然而这种事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一经在将来如何对待费尔利先生方面制定了这个令人满意的计划，我就很快地恢复了一度被东家那种狎慢的态度和骄蹇的架子打乱了的宁静。我愉快地消磨了早晨的其余时间：看完了那些画，把它们整理成套，开始修剪它们残缺的边儿，为将来的装配工作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照说我的工作可以进展得更加迅速，但是午饭时间快到，我定不下心来了，尽管做的只是一种手工劳动，但我感觉到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两点钟一到，我又向楼下早餐室走去，一路上感到有点儿紧张。这次再走进那间屋子，我急于要知道的一些事即可见分晓。我这就要被介绍给费尔利小姐了；如果哈尔科姆小姐检看了她母亲的信，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该是白衣女人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我走进屋子，看到哈尔科姆小姐和一位中年以上的妇女坐在餐桌跟前。
我见到的这位中年以上的妇女是费尔利小姐从前的保姆魏茜太太，也就是我那位谈笑风生的女伴早餐时将其形容为“具有全部美德、但一无动人之处”的人。而现在我只能证实哈尔科姆小姐对这位老奶奶的性格作了如实的描绘。看来魏茜太太是人类的沉着与女性的柔顺的化身。从她那丰满而安详的脸上映现的倦意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正在安静地享受着一种安静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奔波了一世，有的闲荡了一生，魏茜太太则是坐了一生一世。在屋子里，坐着，不论早晚都坐着；在花园里，坐着；在过道中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窗座上，坐着；她的朋友把她拉到外面去散步，她坐下了（坐在一只折凳上）；要看什么东西之前，她坐下了；要谈什么话之前，她坐下了；对一般最普通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之前，她坐下了；口角边总是那样映现出宁静的微笑，总是那样在注意中显得有点儿茫然地侧转着脑袋，而且，无论家中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总是那样舒舒服服地把手和胳膊安放好了。这是一位温和的，一位柔顺的，一位与世无争、极其安静的老奶奶，她从来不曾想到：自从出世的那一刻起，自己可曾真正地生活过？造物者有着那么许多事情要在这世界上一一完成，同时又要忙着创造那么许多各式各样共处并存的生物，所以，有时候肯定会由于过分地忙乱，以致无法分清自己同时进行的不同的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个人始终相信，魏茜太太降生的时候，造物者正在一心一意想到要制造卷心菜，于是，这位好奶奶就由于创造我们全人类的造物者正在想着植物而受到了影响。
“我说，魏茜太太，”哈尔科姆小姐说，和身边毫无表情的老奶奶相比之下，这时她更显得活泼、伶俐和敏捷了，“您要吃什么？炸牛排好吗？”
魏茜太太把她那双圆里噜嘟的手交叉在桌子边儿上，温和地笑了笑，说：“好的，亲爱的。”
“哈特赖特先生的面前是什么呀？是白煮鸡，对吗？我想，白煮鸡要比炸牛排更配您的胃口吧，魏茜太太？”
魏茜太太把她那双圆里噜嘟的手从桌子边上缩回去，交叉在膝上，朝白煮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是呀，亲爱的。”
“哟，可是您今儿到底要吃哪一样呀？让哈特赖特先生给您来点儿鸡？还是让我给您来块炸牛排？”
魏茜太太把她一只圆里噜嘟的手又放回到桌子边儿上，一霎时脸上隐约映现出光彩，但随即消失了；她恭顺地一鞠躬，说：“劳您驾啦，先生。”
实在是一位又温和，又柔顺，又非常安静、与世无争的老奶奶！但是，有关魏茜太太的事，不妨就暂时说到这儿为止吧。
这时始终没有看到费尔利小姐的影子。我们吃完午饭，她仍旧没有出现。什么事也别想逃过哈尔科姆小姐那双锐利的眼睛，她已注意到我不时朝房门那面看。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您是在猜您的另一个学生哪儿去了。她头痛好了，已经下楼了，但是胃口还不大好，所以没能和咱们一起进午餐。如果您肯和我一起去，我相信能在花园里什么地方找到她。”
她从身旁椅子上拿起一把小伞，领着我从屋子尽头那扇临草坪的立地长窗里走出去。这里几乎完全没必要交代：我们走后，魏茜太太怎样仍旧坐在餐桌跟前，她那双圆里噜嘟的手怎样仍旧交叉在桌子边儿上：显然，整个下午她就那样坐定在那儿了。
我们穿过草坪时，哈尔科姆小姐意味深长地朝我望了一眼，摇了摇头。
“您遇到的那件神秘的惊险事情，”她说，“就像出事的那个夜里一样，它仍旧是一团漆黑呀。今儿我整个早晨都在看我母亲的信，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线索。可是，您可别失望，哈特赖特先生。这种事需要好奇的人去追根究底，而您我的助手恰巧是一个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您肯定会成功，问题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信还没全部看完。我那儿还有三扎信，您放心吧，我准备今儿整个晚上看那些信。”
这样说来，我早晨急于要知道的两件事，其中有一件还没能实现。于是我开始猜想，我从早餐时起就想要认识费尔利小姐，这一希望是不是也会落空呢。
“您和费尔利先生谈得怎样呀？”哈尔科姆小姐问，这时我们已离开草坪，拐进了一个灌木丛，“他今儿早晨特别紧张吗？好啦，您不必考虑回答这个问题了，哈特赖特先生。单瞧您需要这样考虑，我已经明白了。我从您脸上看出来，他肯定是特别紧张的，我既然不情愿害得您也像他一样紧张，就不必再追问这件事了。”
她说这些话时，我们已拐上一条曲径，最后走近一座小巧玲珑的瑞士农①舍式木头凉亭。我们登上亭前台阶，一位小姐已候在单间凉亭里。她站在一张粗木桌旁边，眺望大海这面树林中露出的荒野和小丘，若有所思地翻看身边的一小本写生簿。这就是费尔利小姐。
我怎样才能把她形容得十分逼真呢？我怎样才能使我本人的情感与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影响她的形象呢？我怎样才能重新用第一次看她的眼光去形容她，使即将在本书中看到她的读者也知道她当时是什么样儿呢？
写到这里，我书桌上正摆着一幅画，那是我后来根据第一次会见劳娜·费尔利的地点和她当时的姿势为她画的一幅水彩画。我看了那幅画，脑海中就映现出凉亭深绿与棕黄相间的背景，清楚地呈现出一个人影：身材苗条，年纪很轻，穿着一件白底子淡蓝色宽条纹的薄纱衣服。肩上俏伶伶地围着一条用同样料子做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本色的小草帽，简单地用缎带镶了边，和她的衣服很相称，同时给她上半部脸盘儿笼罩了一层珠光般色彩。她的头发是那种淡棕色（不是亚麻色，但几乎同样是那么轻袅袅的；不是金黄色，但几乎同样是很光润的），有的地方差点儿跟那顶帽子投下的浅影融成一片。头发很清晰地在当中分开，在耳朵上边梳向后面，覆在前额的散发被鬈成天然的波浪形。眉毛的颜色要比头发深得多；眼睛是晶莹柔和的蓝色，那是诗人经常歌咏的，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却难得看到。眼睛的色彩美得可爱，眼睛的形状也美得可爱，又大又柔和，在娴静中透出沉思，但最美的是那情感真挚的眼神，它隐藏在眼底深处，在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流露出来，闪耀着另一个更纯洁美好的世界上的光辉。从眼中传布到整个脸上的娇媚，十分细腻地，但又十分清晰地表现出的娇媚，掩蔽了，也改变了其他地方微小的天然缺陷，这就使人很难辨别出面部其他相对的优缺点。你很难看出：脸的下半部形成下颏的地方显得过分纤弱，以致不能与上半部配得十分匀称好看；鼻子虽没有那种鹰钩（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她的容貌有多么完美，这一缺点总会使人感到惋惜），但鼻尖微翘，称不上是理想的垂直；她笑的时候，甜蜜娇嫩的嘴唇会微微紧张地牵动，于是嘴角就会微微向上翘起。如果是另一个妇女脸上有着这些缺点，你就可能会注意到了它们，然而到了她的脸上，你就不大会留心到，因为它们已和她表情中全部独特的美浑然混合在一起，而她的表情那样动人，又是和眼睛的顾盼密切不可分的。
我凭这枝拙笔为她所作的画，在漫长的幸福岁月中爱怜地、辛勤地为她所作的这幅画，能向我说明以上的特点吗？啊，隐晦和呆板的画所表现的太少了，然而，看这幅画时，我思想中反映的却太多了！一位优雅美好的姑娘，穿着一身朴素好看的薄纱衣服，随便翻着一本写生簿，从簿子上抬起一双恳挚天真的蓝眼睛向人看————这就是图画所能表现的一切。是女人首先给我们模糊的审美意识带来生命、光明与形象，还要充实我们直至她出现时才意识到的灵性的空虚。凡是那些深沉得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几乎不可能为思想所①瑞士农舍指一种墙低檐阔的小屋。这里的“凉亭”，实际上是两面有墙和窗，另两面敞开的房间。
译者注
激发的感情，一到这个时刻，就会被感官所不能觉察和无法表达的另一些魅力所触动。构成女性之美的那种神秘成分，一旦与我们灵魂中更深的神秘成分相冥合，我们就再也无法用任何方式表达它了。到了那个时刻，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它就超出了世人能用笔墨形容的狭隘范围了。
要知道她的模样，你不妨这样想象一下：假如任何女人都没法使你动心，那她就是首次拨动了你心弦的女人。想象一下：那双柔和的、恳挚的蓝眼睛和你的目光相对时，正像它们接触到我的眼光时一样；那副无比动人的神态，正像我们俩都不能为之忘情的那种神态一样。想象一下：她的声音你听了会和我同样觉得悦耳，想象一下：当她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来回走动时，她的脚步声就像你的心一度随着节拍为之跳动的那种轻盈的脚步声一样。你把她想象成为你梦幻中憧憬的宠儿吧，这样，她就会像活在我心中的女人那样出现在你脑海中，那形象也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
我初次见到她时，许多感觉一时涌向我的心头，那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感觉，那些曾经在我们多数人心中滋生、在许多人心中消失、在极少数人心中重新燃起的感觉，但是，在这些感觉中，有一种感觉引起了我的困惑和不安，尤其是当着费尔利小姐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仿佛矛盾得近似离奇，荒谬得难以解释了。
她那面庞与头部显出的媚态、她那甜美的表情，以及她那动人的朴实的风度：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与此混合在一起的却是另一个印象，这印象使我恍惚地想到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一时好像是她缺少了什么，一时又好像是我缺少了什么，而这样考虑着，我就觉得不容易完全了解她。当她朝我看的时候，这一印象总是十分矛盾地显得最为突出；换句话说，一方面很清楚地觉察到她面貌的端正娇好，但一方面又由于体会到一种难以捉摸的美中不足之处而感到心神不定。是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它在哪里呢，它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了。
由于这样奇怪地想入非非（当时我对此有这样的看法），我第一次会见费尔利小姐时，就不大可能举止从容自在。她说了几句欢迎我的客气话，但我简直无法保持镇静，甚至不能用习惯的套语答谢她。哈尔科姆小姐当然注意到我局促不安的神气，她肯定以为我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于是就像习惯的那样很随便地找一些话题谈下去。
“瞧那儿，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时指了指桌上那本写生簿，再指了指仍旧漫不经心地翻弄着簿子的那只纤细的小手。“现在到底找到您的高材生了，这下子您总没话说了吧？她一听到您来了，就赶紧拿出她这本宝贵的写生簿，紧瞅着自然景色，急于要开始画画儿了！”
费尔利小姐立刻高兴地笑得容光焕发，好像我们上空的阳光部分照在了她那可爱的脸上。
“谬奖谬奖，”她说，她的晶莹的蓝眼睛显得那么恳挚，一会儿看看哈尔科姆小姐，一会儿看看我。“我虽然爱画画儿，但是知道自己对此道一窍不通，所以，不是急于要开始，而是害怕开始呀。知道您来了，哈特赖特先生，我先看看我的写生，就像从前小女孩儿的时候看自己的功课一样，我很害怕您要训斥我。”
她坦率地说着这些话，显得极俏皮而又天真，接着就露出了孩子般尴尬和急切的神情，把桌上的写生簿移近自己的一边。哈尔科姆小姐仍旧是那样明快直爽，她立刻打破了有些令人发窘的僵局。
“好也罢，坏也罢，不好不坏也罢，”她说，“反正学生的画总得经过老师的严格评定————话就谈到这里为止吧。是不是让咱们把这些画带到车上去，劳娜，这样就可以让哈特赖特先生第一次看的时候，不停地颠簸，老是受到干扰？只要咱们能一路上把他搅糊涂了，让他闹不清什么是四面观看风景时见到的真实的自然景色，什么是低着头看咱们写生簿时见到的歪曲了形象的自然景色，咱们就可以搅得他没办法，最后只好夸奖咱们几句，高抬他的贵手，保全了咱们的面子。”
“我希望哈特赖特先生别那样夸奖我，”费尔利小姐说，这时我们一起离开了凉亭。
“我倒要问一问，您为什么希望我这样呢？”我问她。
“因为，您无论对我说什么，我都会相信，”她天真地回答。
在寥寥数语里，她无意中让我了解了她的全部性格，由于自己对人真实，她就天真地以己度人，毫无保留地相信别人的话。对这一点，当时我只是本能地觉察到，而如今则是根据经验证实了。
好性子的魏茜太太仍旧坐在那张人都走尽了的餐桌跟前，我们催着她离开了那儿，然后乘上一辆敞篷马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去兜风。老奶奶和哈尔科姆小姐占了后座，费尔利小姐和我坐在前面，那本写生簿在我们位子当中摊开着，这样我终于能用行家的眼光仔细地看它了。即使我准备严格地批评那些画，我也没法说出口，因为哈尔科姆小姐显得那样满不在乎，只顾取笑她自己、她妹妹、以及一般妇女画的画儿。更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不是我机械地检看的那些写生，而是当时进行的一些谈话。尤其是费尔利小姐参加的谈话，谈话就仿佛是几小时前听到的，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记忆里。
可不是！不瞒大家说，就在第一天里，面对着她那可爱的倩影，我已经为她神魂颠倒，以致忘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一切。她向我问话时，哪怕是提到一些最琐屑的事，比如，怎样使用她的铅笔，怎样调和她的颜料，都会吸引住我，再有，她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冲我瞅着，那样急切地要学会我所能教授的一切，要领会我所能指点的一切，这时我由于只去注意她眼神的微细变化，就忽略了我们所经过的最美丽的风景，忽略了那些波状的原野和平坦的海滩上光影交替时构成的瑰丽的异彩。在任何时刻，在任何人类感兴趣的情况下，周遭的自然物体一点也不能吸引住我们的心情与思想，难道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讲到我们烦恼时向自然界求安慰，快乐时向自然界找感应，那只不过是书本上的一些陈词滥调罢了。现代诗歌中总是那样繁词润色，形容自然界的美景，然而，即便是在我们最会赞赏自然之美的人当中，这也不是出自于我们的天性。在儿童时代，我们谁也不曾具有这种赞美的能力。不论男女，凡是未经训练的，都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那些一生看惯了陆地或海洋上瞬息万变的奇景的人，也正是那些自己的行业与自然景色无直接关系、本人对自然景色最无动于衷的人。说实在的，我们对自己周围美景的欣赏能力，只是我们的一种文明的造诣，是我们所有的人将其作为一种艺术学会的本领；再说，即便是这种能力，我们也只是在自己思想最空虚和迟钝的时候才会加以运用。我们本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感觉到快乐或悲痛时，有多大一部分感情是由于受了自然的激发呢？在我们相互之间的日常谈话中，在无数有关本人经验的琐屑叙述中，这些感觉又能占多少地位呢？我们的一切智力所能领悟的，一切灵性所能学会的，都可以无待于世间最丑恶或最美好的景色的启示，仍同样精确地、同样对我们有益地、同样令人满意地将其理解和学会。造物者所创造的生物与其周围的自然界，二者之间缺乏一种天生的引力感应，而这肯定具有一个原因，这原因也许可以在人与其自然界迥然不同的命运中找到。我们极目仰望的巍巍高山，总有一日会湮灭。但纯洁的心灵所感觉到的人类最微小的兴趣则将与世长存。
我们出游将近三小时，马车又驶进利默里奇庄园的两重大门。
在归途中，我让两位小姐自己选择了第一次写生的风景，准备第二天下午由我指导她们写生。晚饭前，她们去休息换衣服，我又独自坐在我那间小起居室里，可是这时好像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我只觉得心思不定，人很烦闷，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原故。也许，这会儿我开始意识到，适才出游时我的举止不该太随便，那样很像是一个客人，不太像是一位画师了吧，也许，刚被介绍给费尔利小姐时，我曾经感到一阵困惑，仿佛费尔利小姐或者我缺少了一些什么，而那种奇特的感觉现在仍旧缠绕着我吧。不管怎样，后来我总算又恢复了轻松的心情，因为晚饭时间已到，不必独个儿待在那里，我又可以和两位小姐在一起了。
我一走进客厅，她们这时候穿的衣服————不是衣服的颜色，而是衣料形成的奇特对比————就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的衣服都很华丽（而且和她们的年龄极其相称）。魏茜太太的衣服是银灰色的，哈尔科姆小姐的衣服是嫩黄色的，这跟她浅黑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配得很好，费尔利小姐却打扮得十分朴素，几乎显得有些寒酸，她身上是纯白的薄纱。穿洁白的衣服很美，但那终究是穷人家的妻女所穿的，所以，单从外表上看，就好像她在经济上反不及她的保姆似的。后来，等我对费尔利小姐的性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我才知道，原来她们的装束之所以会形成那种对照，显得那样奇怪反常，乃是由于她天性敏感细心，极端厌恶哪怕是稍许炫耀自己的财富，无论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怎样劝说，她在衣着上仍宁愿让家境清贫的继续装饰，不肯让身家富有的炫耀自己。
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回到客厅里。虽然费尔利先生曾经打发他的管酒仆人来问我饭后喜欢喝什么酒（他这是在仿效那位给铁相拾画笔的纡尊降贵的君王），但是我不愿挑选一些爱喝的酒，在一旁傲然自斟自饮，终于执意谢绝了，然后很周到地向两位小姐说，请让我在利默里奇庄园的这段时期里遵守文明的外国人的礼节，饭后总是和她们一起离开餐桌。
我们这会儿前去消磨整个黄昏的那个会客厅，位于住宅底层，它的格局和大小都与餐厅相同。屋子尽头，宽大的玻璃门外面是一片草坪，沿草坪绚烂妍丽地种满了各色花卉。我们走进屋子时，那些叶瓣和花朵闪着黄昏中柔和迷朦的微光，在暗淡的色彩下融成一片；花朵向我们表示欢迎，从敞开的玻璃门外送来黄昏时甜美的幽香。好性子的魏茜太太占了角落里的那张扶手椅（她照例是第一个坐下），开始打盹儿，接着就很舒坦地睡熟了。经我要求，费尔利小姐在钢琴前坐下了。我随着她朝琴旁的一个位子走过去，这时看见哈尔科姆小姐正在侧面一扇窗子旁边墙壁凹进去的地方坐下，她要借薄暮最后的那点儿余晖，查阅她母亲的信件。
写到这里，我又多么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客厅里那幅宁静融洽的景象啊！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哈尔科姆小姐优美的身影，一半儿映在柔和的微光中，一半儿隐在朦胧的阴影里，她正在用心地阅读膝上的信件；屋子深处，光线逐渐暗淡的那堵墙上，隐约地映出在离我更近地方弹琴人的可爱的侧影。外面的草坪上，成簇的花朵，长长的青草和藤蔓，在黄昏的微风中轻轻地摇曳，但我们听不见它们的窸窣声。天空中没一片云彩，逐渐泛开的朦胧月光已开始在东面天边闪动。幽静的感觉带来一种充满喜悦和超凡出世的静谧，使人心旷神怡；当钢琴奏出莫扎特的神妙柔和的曲调时，那令人感到舒适的安静气氛就随着光线的逐渐暗淡而变得更加显著，仿佛笼罩着我们，给我们一种更柔和的感觉。想想当时的情景和声音，那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黄昏啊。
我们都静静地坐在自己选择的地方————魏茜太太仍在睡觉，费尔利小姐仍在弹琴，哈尔科姆小姐仍在看信————到后来，四周完全黑暗了。这时，月亮已悄悄地升到草坪上空，柔和、神秘的光辉已斜照在屋子里深处。暮色转变为夜色的那片刻实在太美了，所以，仆人掌灯进来时，我们都主张不要灯火，仍让大房间里保持黑暗，只在钢琴上点了两枝微光摇曳的蜡烛。
音乐继续演奏了半小时。后来，费尔利小姐看见草坪上的月色很美，禁不住要到外面去欣赏，于是我随着她走出去。刚才，在琴上点亮了蜡烛，哈尔科姆小姐为了借烛光继续仔细读那些信，已换了一个位子。我们走出去时，她正坐在琴旁一张矮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信，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离开。
我们一起走到外面草坪上，也就是正对着玻璃门前面的地方，在那里待了不到五分钟；费尔利小姐听了我的话，正把一块白色手帕包在头上，以免被晚上的凉风吹了，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哈尔科姆小姐的声音（声音很低，口气很急，不像平时那样轻松自如），她在唤我。
“哈特赖特先生，”她说，“您到这儿来一下好吗？我有话和您谈。”
我立刻回到屋子里。钢琴摆在靠近里墙的中间。哈尔科姆小姐正坐在琴旁离草坪更远的一面，膝上摆满了信，手里拿着其中的一封，把它凑近烛光。近草坪的一面是一张矮软垫凳，我在它上面坐下了。这儿离玻璃门不远，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尔利小姐，她正来回地经过那扇对着草坪敞开着的门，在皎洁的月光下从草坪的一头缓缓地走向另一头。
“我请您先听我读这封信的最后几段，”哈尔科姆小姐说。“然后告诉我，它们是不是给您去伦敦的路上遇到的那件离奇的事情提供了一些线索。这封信是我母亲写给她后夫费尔利先生的，是她十一二年前写的。那时候费尔利先生和夫人，以及我同母异父妹妹劳娜，已经在这个庄园里生活了多年，当时我不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仍旧在巴黎一所学校里读书。”
她的神情和口气都很急切，而且，我觉得，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她刚把信举到蜡烛前，还没开始读，费尔利小姐在我们面前草坪上走过，向里面望了望，看见我们都有事情，她又缓缓地向前走去。
哈尔科姆小姐开始读以下的信：
“亲爱的菲利普，我老是谈我的学校和学生，会让你听得厌了。但是请别怪我，这要怪利默里奇村里生活太沉闷单调了。再说，这次我要告诉你的，是有关一个新学生真正有趣的事。
“你总认识村里开铺子的老肯普太太吧。她病了多年，现在医生终于对她束手无策，她的病情日益沉重，已近垂危。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妹妹，上星期来看护她了。人称凯瑟里克太太的这位妹妹，是一路从汉普郡赶来的。前四天，凯瑟里克太太带着她的独生女儿来看我，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大约比咱们的宝宝劳娜大一岁————”
读信的人最后一句刚出口，费尔利小姐又在我们前面草坪上走过。她正在向自己轻轻地哼着那天黄昏早些时候弹的一支曲调。哈尔科姆小姐一直等到她完全走开了，才又把那封信读下去：
“凯瑟里克太太是一位规矩正派、颇有身份的妇女，现在已是中年人，看来年轻时略具————只是略具————姿色。然而她的神态中却有着那么一种叫人猜不透的地方。她从来不提自己的事，这几乎达到了绝对保密的程度；而且，她脸上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使我怀疑她有什么心事。她完全属于一般人称之为‘神秘人物’的那类典型。然而她到利默里奇庄园来的目的却是很简单的。她从汉普郡来看护她病危的姐姐肯普太太，不得不把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这小姑娘在家中没人照看。肯普太太也许一个星期内就会去世，也许还要捱上几个月，凯瑟里克太太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她女儿安妮进我的学校，同时讲明：肯普太太一去世，孩子就要离开学校，跟着母亲回去。我立刻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来，我和劳娜出去散步，当天就把这个刚满十一岁的小姑娘送进了学校。”
费尔利小姐又在月光下我们面前走过去，她穿着雪白的薄纱衣服，显得那么轻盈、活泼，那块缚在颏下的白手帕的边儿优美地衬托着她的面庞。哈尔科姆小姐又等她走开了才继续往下读。
“我非常喜爱我这个新学生，菲利普，如果要问这是什么原故，为了使你惊奇，我要等写到最后才说出来。她母亲极少告诉我有关她孩子的事，就像极少告诉我有关她本人的事一样。所以，后来还是我自己发现（那是第一天考她功课时发现的），这个可怜的小家伙的智力没发展到她年龄应有的水平。因此，第二天我把她唤到家里来，事先还私下安排好，约了一个医生来对她进行观察并提出问题，然后把他的看法告诉我。医生认为她长大了会进步的。但是他又说，现在学校务必对她进行细心的教育，因为她这样异常迟钝地学会知识，说明知识一经她接受后，就会异常牢固地印在她头脑里。再说，亲爱的，你可别武断地认为，我这是在宠爱一个白痴。这个可怜的小安妮·凯瑟里克是一个极招人爱、很识好歹的小姑娘；她会突然十分奇怪地说出一些最稀奇有趣的话儿，使你感到意外和吃惊（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她虽然打扮得很整洁，但是她的衣服的颜色和花样看来都很粗俗。于是我昨天想出一个主意，吩咐把咱们小宝贝劳娜的一些旧的白色衣服和白色帽子改制了一下给安妮·凯瑟里克穿戴，我还向她解释，说像她这样肤色的小姑娘，如果穿一身白色的，那要比穿别的颜色更整洁好看。她迟疑了一下，显得有点儿迷惑，但接着就高兴得涨红了脸，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她的一只小手忽然紧握住我的手。她吻了吻它，菲利普，还说（哦，听她那口气有多么恳切啊：‘我要一辈子穿白色的。穿了白色衣服，我就会记念着您，太太，等我离开了这儿，再看不到您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您是永远爱我的。’她逗人爱地说了许多古怪的话，我这里举出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可怜的小东西呀！我要给她做许多白色衣服，把褶边留得很宽，等她长大了，可以把它们放出来————”
哈尔科姆小姐停住了，隔着钢琴看了我一眼。
“您在大路上遇见的那个孤零零的女人，看上去年纪轻吗？”她问。“很年轻，不过二十三四岁吗？”
“是呀，哈尔科姆小姐，是那么年轻。”
“并且打扮得很怪，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吗？”
“全身是白的。”
我回答这句话时，费尔利小姐第三次悄悄地在草坪上出现。这次她不再向前走了，她背对着我们停下来，倚在草坪围栏上向花园远处眺望。我凝视着她在月光下白晃晃的薄纱衣服和头巾，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一种使我脉搏加速、心跳得更快的感觉，开始悄悄地向我的全身袭来。
“全身是白的？”哈尔科姆小姐重复道。“信里最重要的几句话还在后面，哈特赖特先生，我这就读给您听。但是，我必须谈一谈两件事情的巧合，那就是：您遇到的那个女人穿的是白衣服，而白衣服又曾经引起我母亲的小学生回答那句古怪的话。医生发现孩子在智力上有缺陷，虽然预测她‘长大了会进步’，但这句话也许不一定对。可能她始终没有进步，于是，从前有过那种古怪的想法，以为穿了白衣服可以表示感激，做小姑娘时候曾经实心眼儿地那样想，成人后仍旧会实心眼儿地那样想吧。”
我回答了她几句，但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当时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费尔利小姐那身白晃晃的薄纱衣服上。
“再听听信里最后这几句话，”哈尔科姆小姐说。“我想，这几句话您听了会吃惊的。”
她刚把那封信凑近烛光，费尔利小姐就在栏杆跟前扭转了身，迟疑不决地向草坪两头望了望，朝玻璃门走近一步，然后面对着我们站住了。
这时候，哈尔科姆小姐正在读给我听她刚才提到的那最后几句话：“现在，亲爱的，信已写到结尾，我可以把我喜爱小安妮·凯瑟里克真正的原因，奇怪的原因说出来了。亲爱的菲利普，虽然她不是同样地漂亮，但是，正如我们有时候看到的那种根本无法解释的偶然的相似，她的头发，她的肤色，她眼睛的颜色，她面孔的形状，都活脱儿像————”
哈尔科姆小姐还没读完下面的话，我已从软垫凳上跳了起来。当我在那条荒凉的大路上行走时，那只搭在我肩上的手曾使我浑身打了个寒颤，这会儿同样的感觉重又向我袭来。
费尔利小姐站在那里，一个白晃晃的身影独个儿站在月光下；她全身的姿态，她头部的模样，她的肤色，她的面型，离得那么近，在那情景下，她活脱儿就是那个白衣女人呀！对过去许多小时里一直困扰着我的那个疑团，我顿时恍然大悟。我所感到的“缺少了什么东西”，原来是我觉察到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人，和我利默里奇庄园里的学生不祥地相似。
“您这可看出来了！”哈尔科姆小姐说，她放下那封已经看完的信，两眼和我的眼睛相遇时闪闪发光。“现在您可看出来了，就像我母亲十一年前那样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但是很不愿意说出来。把那样一个孤苦伶仃、流浪在外的女人和费尔利小姐联系在一起，即使这只是因为她们偶然相似，也好像是给她的未来投下了一片阴影，瞧她这会儿正站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瞅着我们哩。让我尽快淡忘了这个印象吧。唤她进来吧，别让她待在凄凉的月光下面了————请唤她进来吧！”
“哈特赖特先生，您使我感到惊奇。别管女人怎样想法，我总以为十九世纪的男人是不会迷信的。”
“请唤她进来！”
“嘘，嘘！她自己会进来的。当着她的面什么都别提。发现面貌相似的这件事咱们不要声张。进来，劳娜，进来，弹琴让魏茜太太醒醒。哈特赖特先生要请你再弹几支曲子，他这次要听最轻松活泼的。”
我在利默里奇庄园里度过的那多事的头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哈尔科姆小姐和我保守了我们的秘密。现在除了发现面貌相似这一点以外，好像再没有新的线索可供揭破白衣女人之谜了。后来，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哈尔科姆小姐就很小心地逗着她妹妹谈她们的母亲、安妮·凯瑟里克以及其他有关的往事。但是，费尔利小姐对利默里奇村里的那个小学生的回忆是很模糊的，也是一般性的。她只记得从前人家说她长得很像母亲喜爱的那个小学生，但是她没提到赠送那些白色衣服，也没提到那孩子怎样对礼物表示感谢，怎样很天真地说出那些古怪的话。她记得，安妮·凯瑟里克只在利默里奇村里待了几个月，就离开那里，回到汉普郡自己家里去了，至于此后那母女俩是否又来过，她们是否有信来，她就不知道了。哈尔科姆小姐虽然读完了头里没看完的几封费尔利太太的信，但仍不能说明我们无法解释的疑团。我们所能确定的是，我那天夜里遇到的那个不幸的女人正是安妮·凯瑟里克，而一经知道了这个不幸的人可能在智力上存有缺陷，从这一点上我们至少可以进一步联系到，她为什么有全身穿白色衣服的怪癖，为什么成年后仍像童年时代里那样感激费尔利太太：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所能发现的也就仅限于此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出，金黄色清秋已兴冲冲地走遍了翠绿色盛夏的树林。宁静的、幸福的、似水的流年呀，现在我在你身旁悄悄地讲这篇故事，这样地快，宛如当初你在我身旁悄悄逝去一样啊。你那样慷慨地赐予我的最可贵的赏心乐事，其中有多少是我值得在这里记述的呢？什么也没有，除了我可以写出的最可悲的自白，我对自己的愚蠢行为作出的自白啊。
这篇自白中所吐露的秘密是不难说明的，因为它早就从我口中间接地说出了。那些拙劣的语句，虽然没能惟妙惟肖地把费尔利小姐描绘出来，但是已泄露了她在我心底激起的柔情。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们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伤害时好似一些巨人，但为我们效劳时却好像一些侏儒。
我爱上她了。
啊！我多么能够体会这几个字里所包含的悲哀与嘲讽啊。我可以与那些读了这篇自白向我表示怜惜的最仁厚的妇女同声叹息。我也可以像那些轻蔑地扔掉了这篇自白的最严酷的男人那样对它发出冷笑。我爱上她了！同情我也罢，鄙视我也罢，我同样坚定不移，要像承认事实那样写出我的自白。
难道我就没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了吗？考虑到我在利默里奇庄园教画的那种情况，我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
上午的时间，我都很安闲地在自己屋子里那种幽静的气氛中度过。我装配东家的图画，那点儿工作正足够使我的手和眼睛愉快地不停地活动，但同时又可以让我毫无拘束地想入非非，随心所欲地沉浸在一些危险的念头中。那种幽静是具有危险性的，因为时间之长，虽足以使你的意志变得薄弱，但不足以使它恢复坚强。那种幽静是具有危险性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午后和晚上的时间，在那些时间里，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我总是单独和两位小姐在一起，其中一位端庄大方，富有机智，受过高尚的教育，另一位处处都显得那么美丽动人，温柔和蔼，诚恳朴实，会使一个男人见之忘俗，为之倾心。在师生相聚的那种危险的亲密关系中，没有一天我的手不靠近费尔利小姐的手，而当我们一起俯身凑近写生簿时，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了她的脸。她越是注意我的画笔的每一个动作，我越是贴近了她，嗅到她头发的香泽和她吐气的温馨。有一部分工作，我做时需要让她注视着我————有时候，我要向她俯下身去，那样接近她的胸部，一想到要触到它我就会颤抖起来；有时候，我觉得她正向我俯下身，很低地俯下身来看我怎样作画，她对我说话时把声音降低，她的帽带还没等她来得及抓住就随风拂到了我脸上。
下午驾车出去写生后，到了傍晚，这种彼此天真无邪的、无法避免的亲近的机会，并未受到拘束，反而变得多样化了。我生性喜爱音乐，她的演奏表达了那种柔和的感情和细腻的女性风趣，而她运用这一技巧来酬答我用我的技巧为她带来的乐趣时，就自然而然地感到快乐，这样形成的另一种联系将我们俩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了某些事情；甚至我们进餐就座这种小事也要遵守一些简单的习惯；哈尔科姆小姐一有机会就要开玩笑，总是打趣我这位老师如何认真，形容她这个学生如何好学；可怜的魏茜太太总是显得那么和蔼，在睡意朦胧中称赞我和费尔利小姐是两个模范青年，因为我们从来不去打扰她：所有这一切琐事，以及许多其他的事，合在一起，就把我们俩笼罩在同一融洽的家庭气氛中，把我们俩不知不觉地引到了同一绝望的境地里。
我应当记住自己的身份，暗地里自己提防着。我是这样做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警惕，经验，我也曾用来对待其他的妇女，抵御了其他的引诱，可是，一到了她的面前，这些全都失效了。过去许多年来，既然从事我这个行业，我就需要和姑娘们，和年龄不同、姿色不一的年轻姑娘们接近。我已经认识到从事我这一行的人应当保持什么身份，我已经训练有素，能冷漠地将我这种年龄的人常有的一切感情留在我东家的大厅里，就好像留下了我那把雨伞一样，然后再走上楼去。我早已变得平心静气，并且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知道从事我这个行业无异于提供一项保证，保证任何女学生不会对我发生超出最普通一般的兴趣，而我能置身于美丽娇媚的妇女之间，正像一个与人无害的家畜能接近她们一样。我早已积累了监护人的经验，这种监护人的经验曾经无情地、严格地引导我沿着我那条可怜的狭窄道路笔直前进，我从来不曾偏左或偏右，迷失了方向。然而，现在我和我那可靠的护身符首次分离了。可不是，我完全丧失了好不容易才练就的那种自制力，就像我始终不曾有过那种力量一样；我丧失了它，就像其他的人每天在其他关键时刻，在与妇女有关的情况下丧失了它一样。现在我才知道，我应当一开始就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她一走进来，我就会觉得这家的每一个房间都比我家里更加可爱，她一离开了，那里又会变得像沙漠里一样荒凉？为什么我永远注意到，并且记住了她服装上的微小变化，而以前，在其他妇女身上，我就不曾注意和记住呢？为什么我看见她的形象，听到她的声音，触到她的身体（我早晚和她握手的时候），那种感受是我生平从来不曾从其他妇女那里有过的呢？我应当扪心自问，一发现心底里新生的幼苗，就趁它柔嫩时把它拔掉。为什么对这一自我修养的最简易的工作，我总是不忍着手呢？我已经用三个字作了说明，这三个字对于我的自白来说已经相当充分，相当清楚。我爱上了她。
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我来到坎伯兰即将三个月。在我们的宁静清幽的环境中，我正随着那种甜美而单调的生活虚度时光，好像一个游泳者在平静的溪水中顺流而下。对过去的一切回忆，对未来的一切展望，对自己的处境的一切不合实际、不抱希望的想法，都隐藏在心底，形成①一种虚伪的宁静。我自己的心灵唱出的海妖歌曲，把我哄得入睡，我的眼睛闭上了，看不见四周的景象，我的耳朵堵塞了，听不见任何警报，我越来越近地漂向那致命的礁石。最后警报惊醒了我，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开始责怪自己的错误，那是最明白、最可靠、最善意的警报，因为那是由她悄悄地发出的。
一天晚上，我们仍像平常一样分了手。当时，或以前任何时候，我并不曾说一句话，它可能透露了我的衷情，或者使她突然警觉，觉察到我的心事。然而，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经有了一种变化————那变化向我说明了一切。
我当时不愿意，现在仍不愿意侵犯她心中那块最神圣的地方，像表白我自己的心情这样把它公之于众。现在需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就在她第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秘密时，她也惊奇地发现了她自己的秘密，于是，就在那一夜之间，改变了她对我的态度。她是天性真实得不能欺人的，也是高贵得不屑自欺的。当我曾经掩藏着的那种困惑一旦沉重地压在她心上时，她就用一种恳挚的表情承认了这一切，无异于以坦率简单的语言说出：“我为他感到难受；我为自己感到难受。”
她的表情不但说出了以上这些话，而且说出了更多我当时无法解释的话。我非常明白她的态度有了改变：当着大伙的时候，她总是更体贴、更敏捷地代为说明我想要做的事；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显得拘束和愁郁，并且一有机会就紧张和急切地找一些事情去做。我明白，为什么甜美灵敏的嘴唇边的笑现在变得稀少了，显得不灵活了，为什么晶莹的蓝眼睛朝我看时，一会儿像天使表示怜悯，一会儿又像小孩显得天真困惑。但是，她的变化还不止于此。她的手也像变得冷了，她的表情显得呆板不自然了，从她的一举一动中都隐约可以看出她经常提心吊胆，一直在谴责自己。然而，其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并不是由于我在我和她身上发现的那种感情，并不是由于我们俩都体会到但又不肯承认的那种感情。她这样改变后，仍有一些力量继续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吸引到一起，但另一些力量则开始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分隔开了。
我感到怀疑和困惑，我还模模糊糊地觉得可能有什么需要我亲自查明的隐私，于是就仔细观察哈尔科姆小姐的神态。像我们这样亲密相处的人，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不可能不在情绪上影响其他的人。费尔利小姐的变化在她姐姐身上反映出来了。哈尔科姆小姐虽然没吐露一句话，暗示她在感情上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她那双犀利的眼睛已开始经常异样地注视着我。她那副神情有时候像强忍着忿怒，有时候像抑制着恐惧，有时候又二者都不大像；总之，那神情是我不能理解的。一星期过去，我们三个人仍旧那样彼此暗暗地感到拘束。我的情形更糟，因为意识到自己软弱可怜，曾经忘乎所以，现在觉醒已为时太晚，所以越来越感到难堪。我意识到，必须立即彻底摆脱我当时的痛苦，然而，最好是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应当说些什么呢？我拿不定主意了。
是哈尔科姆小姐把我从这种绝望与可耻的窘境中解救出来。她亲口告诉了我那无法料到但又必须知道的痛苦的事实；她的忠厚和热诚，使我得以在乍听之下承受住了那次打击；她的见识和胆量，无形中消弭了我和别人在利①希腊神话中三个半人半鸟的海妖，她们唱迷人的歌曲，引诱航海者驶近小岛，触礁淹死。————译者注
默里奇庄园里可能遭到的一场灾难。
那天是星期四，接近我到坎伯兰的第三个月的月底。
早晨，我仍在通常的时间来到楼下的餐厅里。自从我认识哈尔科姆小姐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按照习惯坐在餐桌前面。
费尔利小姐在外面草坪上。她向我点头，但是不走进来。虽然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并不是怕说了什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但是都由于意识到不好意思承认的那种困窘而不敢单独相会。她在草坪上等着，我在餐厅里等着，都在等候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进来。两星期前，我会多么急于要走到她跟前，我们俩总是那样忙着握手，紧接着就很自然地开始了习惯的谈话。
又过了几分钟，哈尔科姆小姐才进来。她带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心神恍惚地道了歉，说她来迟了。
“我有事耽搁了，”她说，“费尔利先生要和我谈一谈，商量家里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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