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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伯爵；荣获骑士大十字铜勋章；美索不达米亚秘术会终身会长；欧洲各国音乐学会、医学学会、哲学学会、慈善团体等名誉会员）
伯爵的叙述
一八五○年夏，我在海外接受了一项性质很微妙的政治任务，来到英国。组织上任命我指挥几位与我有半官方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吕贝尔先生和夫人。我在定居伦敦郊区，准备进行活动之前，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好奇的人看到这里，也许要我说明那些活动的性质。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然而我很抱歉，由于外交上保密的需要，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经过安排，我准备到我已故的朋友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高贵的府邸里度过我刚才所说的最初一段休息时间。他和他的太太从大陆上归国。我和我的太太从大陆上到来。在英国这片国土上，家室之乐的气氛最为浓厚，我们这样成双结对地来到此地，确实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这时候，由于两人在经济上抱有同病相怜之感，珀西瓦尔和我的友情就加深了。我们俩都需要钱。瞧这东西是多么迫切需要啊！瞧这东西是多么普遍缺乏啊！在文明世界中，有不同情我们的人吗？那人一定是麻木不仁的！要不，一定是十分阔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详谈那些有关的无聊的细节。我一想到了它们，就感到厌烦。不怕大家轻视，我不妨以古罗马人那种恬淡的风度公开承认：当时我和珀西瓦尔都已囊空如洗。现在，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一笔带过也就算了，以后不必再重提它啦。
我们到了府邸，受到一位绝代尤物的欢迎，在气氛比较冷酷的社会中，她被称为“哈尔科姆小姐”，但我心底里只记得她叫“玛丽安”。
天哪！真没法想象，我竟然会那样快地拜倒在这位女性脚下。虽然已经六十，但我却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那样热烈地爱上了她。我把全部的感情像金币般倾倒在她脚下。而我的妻子（我那可怜的天使！），这位一向崇拜我的妻子，则只从我手中得到几枚先令和便士而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啊？（我在问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傀儡戏舞台上的一些木偶罢了。哦，万能的命运主宰，请轻轻牵动我们的提线吧！向我们大发慈悲，让我们在可怜的小舞台上跳完这场舞吧！
我以上所说的话如果能被正确地理解，它就可以说明一整套哲理。那也就是我的哲理。
现在，我继续写下去吧。
有关我们刚住进黑水园府邸时的情形，玛丽安（请原谅我忘情，用教名亲密地称呼这位高贵的小姐）已在她笔下作了无比精确的描写，而且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虽然我这枝笔乐于效力，但有些事情，由于我已经详细知道了这位小姐的日记（我偷看了它，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印象），而她记事时一般又是那样纤细靡遗，所以我大可不必再去重复它们了。
谈到我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事情（多么叫人关心和焦虑的事情！），那必须从玛丽安不幸患病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时候我们的处境都十分窘迫。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珀西瓦尔需要一笔巨款（至于我也需要一小笔款子，这里就不必去提它了）；唯一可以指望解他燃眉之急的，是他妻子的财产，然而，在她去世之前，那财产一文钱也不是属于他的。这情形已经够糟的了，但还有比这更槽的。我那不幸的朋友，正为了一些私事烦恼，但我和他的纯洁的友谊需要我在这方面保持应有的分寸，所以我不便打听那些事情。因为那样会显得太好奇了。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和格莱德夫人互通消息，其结果可能会泄露一件秘密，而那样就必然要毁了珀西瓦尔。他曾经亲口对我说，除非能够封住他妻子的嘴，除非能够寻获安妮·凯瑟里克，否则他就要完蛋。如果他一完蛋，那么我们筹款的问题又会怎样呢？尽管生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一想到这一点，我真的发抖了！
这时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寻找安妮·凯瑟里克一事上。我们的筹款问题虽然重要，但尚可推迟，而寻获这女人的事则十分迫切，刻不容缓。我只是从珀西尔瓦形容的话中知道，这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他之所以谈到这件奇怪的事，只是为了寻找这女人时，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辨认出她，然而，后来我又听说，安妮·凯瑟里克曾经从一所疯人院里逃走，于是我头脑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而最后则是实现了那件惊人的事情。我的设想是：要把两个身份不同的人完全调一个位置。格莱德夫人和安妮·凯瑟里克将彼此调换，她们的姓名、地位和命运都将彼此调换，而经过掉包所取得的那项巨大成功，不但为珀西瓦尔爵士赢得三万镑，而且为他永远保守了那件秘密。
重新考虑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已凭直觉预料到（我的直觉难得会料错了事情），我们那位神出鬼没的安妮，迟早会再来到黑水园湖边的船库。于是我就去那里守候着；事先告诉女管家迈克尔森太太，说我要在那幽静的地方用功看书，有事可以到那里去找我。我做人的原则之一是：别让自己的举动不必要地显得神秘，别让人家怀疑我缺乏应当表示的诚恳。迈克尔森太太始终相信我。这个像是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妇女（一位英国国教教会牧师的遗孀），处处流露出虔诚的神气。一个已届成熟年龄的妇女，会这样无限天真地信任别人，这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慨然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
我在湖边守候，总算如愿以偿：虽然去到那里的不是安妮·凯瑟里克，而是她的监护人。这位监护人在信任别人时，也显得无限地天真，而我呢，和在上述的例子里一样，也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我让她自己谈（她自己也急于要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绍我去见那个她悉心爱护的人。我首次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时候，她正睡着。这个不幸的女人和格莱德夫人长得那样相像，我见了不禁为之震惊。在这之前，我对那项伟大计划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但一看见那个睡熟了的人的脸，就细致地想到了种种巧妙的安排。同时，我为人心肠最软，眼看到病人痛苦的情景，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我立即设法减轻她的病痛。换句话说，我为安妮·凯瑟里克准备了需要的兴奋剂，要让她恢复体力，可以动身去伦敦。
在这方面，我还不得不提出了一些异议，这样才避免铸成一件无法弥补的大错。
我年轻时曾经用功钻研医学和化学。尤其是化学，因为有关这门科学的知识能赋予人无穷的威力，所以它永远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我一向强调，化学家可以随意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续写下文之前，我要将这一点加以阐明。
人们都说，精神主宰世界。那么，主宰精神的又是什么呢？是肉体。而肉体（这里，请密切注意我的论点）则完全受制于一切主宰者中最有威力的化学家。只要让我福斯科运用化学，那么，当莎士比亚想出了《哈姆雷特》的题材，坐下来准备写他的作品时，我只要在他的日常饮食里洒上几粒药粉，就能影响他的肉体，削弱他的精神，直到后来他那枝笔只能够糟蹋纸张，写出来的都是最恶劣无聊的废话。谈到这一类的情况，我又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牛顿。我敢担保，他看见苹果落下的时候，将不会发现吸引力的原理，而是①吞吃了那苹果。尼禄刚吃完一顿饭，还没来得及消化，已经变成一个最温和②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清晨喝了几杯酒，可就在当天下午，他看见了敌人就会抱头鼠窜。说真的，我们的社会很侥幸，因为，由于不可思议的好运道，现代的化学家都是一些好好先生。他们多数是受人尊敬的父亲，做了家长，开了店铺。少数是哲学家，他们在赞扬他们讲课的一片喝彩声中被冲昏了头脑；有的是空想家，他们把光阴浪费在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上；也有的是江湖医生，他们胸无大志，连给我们拾鞋都不配。就这样，我们的社会避免了一场浩劫，而那具有无限威力的化学则始终局限于一些肤浅无聊、无足轻重的问题上。
为什么我要这样表示忿慨呢？为什么我要这样慷慨陈词呢？
因为，我的行为被一些人歪曲了；因为，我的动机被一些人误解了。有人认为，既然我会对安妮·凯瑟里克运用我渊博的化学知识，我就会同样对高贵的玛丽安运用这方面的知识。瞧这种想法有多么恶毒！从下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我是一心想要保全安妮·凯瑟里克的性命。至于玛丽安，我只急于要把她从那个冒牌医生，那个为她治病的笨蛋的手中救出来（那家伙后来从一位伦敦来的医生口中证实，我所提出的忠告全部是正确的）。我只有两次求助于化学知识，而那两次对接受试验的人都是毫无伤害的。第一次，我先跟踪玛丽安到黑水园村那家客栈（当时我躲在一辆运货大车后边，不让她看见，一面却在欣赏她那优美可爱的走路姿势），然后，我烦劳我的高贵的夫人，由她去抄录了一封信，并截下了另一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我那敬爱的敌人交给一个被辞退了的女仆的，当时的情形是，那些信都藏在女仆的怀里，所以，福斯科夫人为了拆开它们，看后执行她的任务，然后把信封好归还原处，她就只好求助于我藏在那半两重的瓶子里的科学的力量了。第二次是在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以后，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有关这件事，我以下就要谈到）。除此以外，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不曾求助于我这门精湛的艺术。不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和复杂，只需凭着天赋的才能，我照样能对付敌人，控制局势。可以说，我在这方面赋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这里承认我不曾利用化学家的技术，正说明我具有非常人所具有的才能。
应当说，我这样发一发脾气是好的。这一来我就感到非常舒畅了。好，言归正传！让我继续往下谈吧。
我向克莱门特太太（也许是克莱门茨太太吧，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出主意，说为了防止珀西瓦尔爵士找到安妮，最好是把她送到伦敦去，对方欣①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54——68），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译者注②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以勇武善战著称，曾征服希腊、波斯、埃及，以及西北印度，建大帝国。————译者注然采纳了我的意见，我约定了一个日期和这两个上路的人在火车站碰头，亲自送她们上了车，然后才回到府邸去应付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只能由我太太忠心耿耿地协助办理。我已经和克莱门茨太太说好，为了安妮的原故，她应当把伦敦的住址通知格莱德夫人。但是这样安排还不够妥当。也许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我不在的时候，使克莱门茨太太单纯的信心发生动摇，她可能根本就不去写那封信。我能找谁和她同车去伦敦，在暗中探明她的住所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立刻我想起了我的贤内助，福斯科夫人。
一经决定托我太太去伦敦，我就作了种种安排，要使她这一次出去能完成双重任务。我当时还需要一位看护来照看病中的玛丽安，这看护不但要对病人，同时还要对我负责。很幸运，当时恰巧有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妇女，可以供我差遣。我指的就是那位可敬的护士长吕贝尔夫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太太送到她伦敦的住所。
到了约定的那天，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凯瑟里克跟我在车站上会齐。我很礼貌地送走了她们俩。我很礼貌地送走了乘同一班车去的福斯科夫人。我太太一丝不苟地办好了我嘱咐她做的事，那天很晚的时候回到了黑水园。她由吕贝尔夫人陪伴着，并给我带回来克莱门茨太太伦敦的住址。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项预防措施是多余的。克莱门茨太太准时把她的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为了将来万一需要，我保留了那封信。
同一天里，我和那医生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从神圣的人道主义出发，抗议他对玛丽安采用的疗法。和所有愚鲁无知的人相同，他的态度很是傲慢。当时我不发怒，不去和他争吵，我要把这场争吵推迟到有必要和能起作用的时候。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离开黑水园，亲自出门走一趟。为了即将发生的事，我需要在伦敦租好一幢房子。由于涉及到别人的家务琐事，我还需要去和弗里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打一次交道。我在圣约翰林区找到了需要的房子。我在坎伯兰利默里奇村找到了费尔利先生。
由于早已在暗中摸清了玛丽安的信件的内容，我知道，为了要平息格莱德夫人夫妻间的纠纷，玛丽安曾经写信给费尔利先生，打算陪格莱德夫人去坎伯兰她叔父家里。当时我就很有见地，我让这封信送到了它的目的地，认为这一做法不会有什么害处，说不定还会带来好处。现在我就要亲自去会见费尔利先生，尽力促成玛丽安的提议，同时，由于玛丽安患病，必须给这提议作一些修改，而这样我的计划就更容易实现了。必须使格莱德夫人在她叔父的邀请下单独离开黑水园，还必须使她叔父特地嘱咐她旅途中要在她姑母家里（我圣约翰林区的住宅里）歇一夜。我去拜访费尔利先生，就是为了要办妥这一切，要取得一封邀请信，可以拿去给格莱德夫人看。其他的事这里就不必多谈了。需要交代的是：这位绅士不但身体差劲，头脑也差劲，我把我的脾气全部发泄在他身上。我来到，我看见，我战胜了费尔利先生。①我回到黑水园府邸（带着这封邀请信），发现医生对玛丽安采用的愚笨的疗法已经造成惊人的恶果。高烧已经转为伤寒。我回来的那一天，格莱德夫人要强行进入病房服侍她姐姐。我毫不同情这位夫人，因为她犯了一件无法容忍的过失，她曾经管我叫间谍，严重地损害了我的感情。她不但妨害着①仿效古罗马独裁者凯撒战胜法纳塞斯时所作的豪语。————译者注我，而且妨害着珀西瓦尔。尽管如此，但我是宽宏大量的，我总不能故意让她受到传染的危险。然而，我也不去阻止她甘冒危险。当时如果她真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那样不惜耐心费时进行的复杂工作也许早已一蹴而就。结果是，医生出面干涉，她没能进入病房。
我早就主张去伦敦请医生。现在他们照我的意思办了。医生来到后，证实了我的诊断是正确的。病情严重。但是，在疾病转为伤寒的第五天，我们又对这位可爱的病人有了希望。在这期间，我只离开黑水园一次————那一次我乘早车去伦敦，为我圣约翰林区的房子作了最后安排，并暗中探明克莱门茨太太确实没迁移，然后和吕贝尔夫人的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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