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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兹带索默斯来到著名的悉尼堪培拉大厦,社会主义党和工党在那儿有房间:办公室、会客室和俱乐部等,颇具规模。尽管走廊里和外面人行道上站着些衣衫褴褛的不满分子,这里的气氛仍算活跃。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这两个人被引到一间密室,桌边坐着一个人。这人脸膛黑红,脸颊瘦削,皱纹深刻。他双唇紧闭,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他教索默斯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同样深陷的双颊,同样深刻僵硬的皱纹,同样黑亮的大眼睛。不过,这位威利-斯特劳瑟斯缺少亚伯拉罕、林肯相貌上的幽默与和蔼,相反,他看上去面相多疑,看似在内省。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这块大陆上四处闯荡,在金矿上干了些年。据说他刚刚混个小康,还算不上富有。他看上去颇为穷困潦倒,那身衣服看似适才从地上捡起披上。他的瘦肩膀明显一高一低。不过他的长相跟澳洲人显然不同:瘦削、塌腮、红脸膛,脸皮光亮、略显薄脆,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中闪着怒光。看到索默斯他们进来,他点点头,既不讲话,也不起身。

    “这位是索默斯先生,”杰兹说,“你读过他论民主的书。”

    “是的,我读过。”斯特劳瑟斯说,“请坐。”

    他一嘴的澳洲口音,是那种蹩脚的伦敦腔。他审视索默斯片刻,随后去看别处。

    他问的是些家常话,如理查德喜不喜欢澳大利亚、来了多久。要位多久。两人谈得并不投机。

    随之,他开始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党、农民占用土地等等,又问起德国劳工的实际情绪、大战以来他们的爱国主义本质等等。

    “所以,你看,”索默斯说,“我不会不懂装懂,我只谈些个人印象。我不敢说有什么知识。”

    “那很好,索默斯先生。我需要您的印象。他们称做知识的东西就像某种货币,容易贬值。今天货真价实的知识,明天就没票面上那么些了,就像奥地利银币一样。我们不做事实的奴隶。跟我们谈谈您的印象吧。”

    他的口吻透着其特有的尖刻,但尖刻中蕴有激情。他们谈了一会儿欧洲,这人还是肯倾听的,一双黑眼睛也在倾听。凝视,目不转睛的凝视,似乎他在期盼说话人的脸上会突然飞出一只鸟儿来。他消息灵通,似乎边听边思量分析着。

    “怎么回事儿,我离开欧洲时,似乎社会主义到处都在失去阵地,特别是在意大利。一九二O年它在意大利可是朝气蓬勃、激动人心的事物。它教人目空一切,但也令人扬眉吐气。随后就偃旗息鼓,到去年就剩下一缕游丝了。人们失望幻灭,怒气冲冲。佛罗伦萨,锡耶纳,充满了仇恨!法西斯分子甚嚣尘上、趾高气扬,全是因为仇视。佛罗伦萨的但丁节,国王到场,就是一例。他们的SaVOia简直气得你咬牙根儿。全是虚假的,是出于仇视。”

    “那,索默斯先生,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以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并不太相信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人人觉得失望了。特别是在意大利,我觉得他们正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国王准备退位了,教会准备卷着财产逃走,这我可知道。大家都准备跑呢。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怕了。他们吓坏了。他们不敢发动革命,因为那样他们就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了,可他们不敢负这个责任。他们一怕,法西斯分子就一哄而起,在他们背后袭击。”

    斯特劳瑟斯先生缓缓地点着头。

    “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他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在做的事,这就是原因。他们是一群孩子,说激动就激动,情绪不稳。”

    “我觉得,社会主义没有引发革命的火花。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它连火绒都没有,没有。”

    “哪儿有火绒?”斯特劳瑟斯目光痛苦地说,“在哪儿您能找到火绒?”

    “哦,哪儿也找不到。”索默斯说。

    大家沉默了。斯特劳瑟斯看着窗外,似乎不知道还要说什么,自顾用右手狂躁地摆弄着桌上一个吸墨器。理查德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感到很不舒服。

    “哪儿都没火绒吗?“斯特劳瑟斯平涩而生硬地问。

    “没有。”理查德说。

    又一阵尴尬的沉默。

    “战争中有的是火绒。”斯特劳瑟斯说。

    “就算是吧。他们不得不当火绒,但不是出于选择。”

    “那他们会不会感到要再当一回?”斯特劳瑟斯阴沉着脸笑道。

    两个男人对视着。

    “什么能让他们这样做呢?”

    “嗯,时势。”

    “啊,如果时势——”理查德几乎有点唐突起来,“我知道,如果要打仗,大多数退伍兵会在一个月内集结起来,甚至一周内。这里的退伍兵会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这么说。只有在战时他们才感到生机勃勃。他们去打仗,是因为他们仇恨德国人——出于正义感。但他们却不能出于正义把这种仇恨对准资本家,他们并不恨资本家。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有机会赚到一大笔钱并以此当上资本家,他们会不顾一切去做的。您无法制造仇恨,只能制造恐惧。而他们是不会仇恨资本家的,您无法让他们这样做。他们顶多嘲弄嘲弄资本家而已。”

    斯特劳瑟斯仍旧用那只毛茸茸、红赤赤而又枯瘦的手把玩着吸墨器,双眼茫然地凝视着面前的桌子。

    “您估计这会意味着什么,索默斯先生?”他紧张地抬头看看索默斯,干巴巴地问。

    “您绝对无法让他们行动起来,无法动员工党或任何社会主义者去干革命。他们不会行动起来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行动起来,可他们的人为数太少了。”

    “我担心他们会有所发展。”

    “他们会么?我所知不多,但我原先以为他们只会越来越少。”

    斯特劳瑟斯先生似乎对此置若罔闻,至少他没有回答。他垂头而坐,手上摆弄着那个吸墨器,恰似个小男孩儿,不爱听人教训,可又无法抵赖。

    最终他抬起头,眼里充满斗志。

    “您说的可能不差,索默斯先生。”他回答说,“人们可能对大变动还没准备,可那并不能改变其不可避免性。变革就要到来,非变不可。就算不在今天此地,至少在下个世纪吧。无论您怎么说,社会主义和公社制的理想是伟大的,一旦人们有所准备,就会实现。我们并非捺不住性子。如果说革命似乎是个不成熟的飞跃——或许的确如此,我们可以步步为营,最终达到我们既定的目的。那就是国有制与国际劳工调控。您或许知道,劳工总会并不急于马上发动革命,而是要采取渐进方式进行大革命。步步为营,坚持通过新的法律,在每个国家都取得政治胜利,逐步地但是更有把握地达到我们的近期目标。

    索默斯先生,您不相信资本主义和我们国家的这类产业制度。如果判断不错的话,通过您的作品可以看出,您不喜欢这个庞大浅薄的中产阶级。他们岂止浅薄,简直是无聊透顶。我想,您的书里大谈了这个意思。您盼望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精神,联系人与人的新纽带。哦,我也这样想,我们都这样想。我们意识到,要想前进,首要的是团结,我们现在输就输在不团结上。

    怎么才能团结起来?您的作品向我们提供了答案。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新的联系纽带,这就是真正的兄弟情谊。为什么不在我们之间寻找这种纽带呢?我们从小就给教得不信任自己,而且相互不信任。我们是在某种拜物教熏陶下长大的,就像有巫医的野蛮人部落一样。谁是我们的巫医、我们的大夫?哼,他们是科学教授、医学教授、法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他们咚咚地敲着响鼓吓唬我们、迷惑我们。迷惑我们的是这样聪明的叫喊:‘听我们的话,你们就会过好日子,发财,发财,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伟人。’

    这里的诡计,只有您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才能看穿,工人阶级是看不透的。他们看不透的是:一个人发财就得有五百个新的奴隶贩子和苦力给你创造财富。引诱所有的人去发财,就如同在五千头挂在你车上的驴子面前晃一根胡萝卜,一头驴得到了萝卜,车却由别的驴拉。

    现在我们要的是伙伴之间的新纽带。我们必须砸碎中产阶级的偶像,打倒他们的巫医。可是在破除时,您得有所建立。您得建立起伙伴之间真正的伙伴感情,您得教我们劳动者相互信任,绝对的信任,还要教我们不去信任那个浅薄阶级和他们的巫医,他们是吸血鬼,让我们流血。教我们别信任他们,还是自己人之间相互信任吧。首要的是我们劳动者之间相互信任。

    “索默斯先生,您是工人的儿子,您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对吗?可行吗?”

    他黑色的大眼睛中闪起奇特的光芒,那是某种半温情的光芒,直射向你。你感到被一种奇特的温情吸引着,或许是毒素也未可知。可它拨动了理查德颤抖的心弦,那是今日男人身上一股潜在的能量——以激情的和绝然信任的爱去爱他身边的伙伴。这就是惠特曼所说的同志之爱。我们管这叫伙伴爱,常言说:“他是我的伴儿。”这个词可以蕴含深不可测、意识不到的爱!“我的伴儿在等我。”一个男人说,便可以离开妻子、子女、母亲和一切。这就是一个男人对他伙伴的爱。

    说到此,理查德明白斯特劳瑟斯想要什么了。他想要这种爱,意欲唤醒意识中这种伙伴的信谊并赋予其至尊的荣誉。他想让它与惠特曼的同志爱相提并论。在新的民主国家里,这将是男人间新的联系纽带,是新型社会里新型的激情纽带——这就是男人对伙伴的信谊之爱。

    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男人对妻子儿女或父母兄弟的爱。家庭是我们社会的基石,亦是其局限之所在。惠特曼说,下一个更大更无私的基石应是同志爱,即男人与其伙伴之间神圣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社会要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我们所处的阶段开始发展,它就必须接受这种新的关系,将其看做超越家庭的新型神圣社会纽带。没有草就做不出砖头,这就是说,没有新的新合法则、新的凝聚激情,您就无法将纤脆的现代人类社会凝聚起来。这种黏合法则和凝聚激情,就是男人对伙伴怀有激情的绝对信任,也就是他对伙伴的爱。

    理查德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也懂得了别的什么。他懂得了这种新激情的巨大危险——现在它还只是处在被半认识、半承认状态下,其效果也减半。

    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总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会破灭。爱得愈烈,信得愈深,危险愈大,灾难愈重。这是因为,绝对信任另一个人本身就是灾难——每个人都是一条船,尽管它与另一条船结伴而行,但它要照自己的航道航行。两条船可以一同驶到无涯海角。可是,如果将它们捆在一起泊在大洋里并用一个航操纵它们,它们就会相互撞个粉身碎骨。一个个体的人若寻求绝对爱和信任另一个人,后果亦然。绝对的情人总会两败俱伤,绝对的信谊双方亦然。自打男女试图绝对爱对方起,人类这一种群几乎毁了自己。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进一步行动,让男人相互绝对相爱,相互绝对信任,做同志和伙伴,那么大知道,我们正在积累的是怎样的恐怖。

    可是,爱是人与人之间最伟大的事物——当它是爱并发生时,它是男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最伟大的感情。可人间的爱开始将个体束缚在一起时,灾难就开始了。

    男女间的爱现如今就是个灾难。而男人间的爱又是何等可怕的事:伙伴或同志!

    到底哪儿出了毛病?你瞧,人和人不能绝对相爱!人总要因为爱而戕害其所爱!难道爱竟是生活中的恐怖吗?

    哦,不。这种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是它使得一个人对别人刚愎自用、狐疑猜忌、阴险莫测,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注定会在某个时刻与别的个人发生对抗,无一例外,否则他就失去了自身的完整。因了这种必然,人的爱便成为真正相对的东西,而非绝对。它无法成为绝对。

    可人心必有绝对不可,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之一。唯一的是上帝,他是一切激情的源泉。一旦拜倒在上帝的激情脚下,人的激情便获得了正确的节奏。可怀有上帝激情的人类之爱总会戕害其所爱。现在,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在用爱的意志相互残害着。一旦伙伴或同志之间的绝对的爱和信谊破裂,那后果如何?如果没有极化的上帝激情将他们稳住,他们就会崩溃。上帝是一切激情和生命的源泉,若没有他既把他们分离又令其心动相映,相爱着的同志就会相互毁灭并毁灭一切的爱和一切的感情。那将是鲜见的可怕是象。

    任何一点多余的爱都是无望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要再次寻找到那伟大的黑暗上帝,他自己就能让我们保持相爱的状态。在这之前,最好不要玩火。

    理查德明白这个,在斯特劳瑟斯先生那双黑眼睛审视下,他再一次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

    “是的,”他缓缓答道,“我明白您的意思,而且您知道我明白了。或许这是您唯一实践社会主义的一次机会。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不过——”

    “等等,索默斯先生。你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我在等一切,除了那个‘但是’。请听我接着说几句。您是知道我们澳大利亚情况的。您知道,工党在这儿势力较大,或许比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匹敌。我们什么都可以干,为什么竟无所作为呢?您同我一样明白,这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我们不团结,没拧成一股绳。或许,仅在工资和国有制问题上你永远也别想让澳大利亚人意见统一起来。他们对此很是心不在焉,这问题并不能触动他们的感情。他们需要在感情上受到触动,从而团结起来。达到这一步了,我们就成了崇高团结的工人阶级,崇高无私,真正的人民。‘您何时来拯救人民,以色列的上帝,何时?’看来,以色列的上帝永远也不会拯救他们了,咱们得自救。

    “索默斯先生,现在您明白了,我们澳大利亚的工党现今不稳定,也不可靠。为什么?首先,我们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我们需要一个声音。想想看,我们在悉尼连张工党报纸都没有,甚至在澳大利亚也没有。我们还怎么联合起来?没有一个声音将我们召集起来呀。我们为什么木能有自己的报纸?为什么不呢?因为没人发起。像你们伦敦的《每日先驱报》那种满版牢骚的破报纸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用?它不会比其他破报纸更让人严肃看待的,那也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澳大利亚人比英国工人阶级;动态更难捉摸,幻灭感更重。你可以向澳大利亚人扔谷壳,他们会一笑了之,他们甚至会佯装啄食。可他们心里一直都明白,并未上当。办张新闻报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的。澳大利亚人天生言谈冷嘲热讽。他们会干傻事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张三和李四都差不多,他们不在乎。

    “那,再扯起一块破红布,可牛却不往上扑,有什么好呢?而这头澳大利亚牛可能会与这块破红布逗着玩儿,却不真发脾气。

    “不,您得给他们点儿什么,以此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深层的人性正等着被唤醒,我们也正在等待合适的人来唤醒他们。

    “现在,索默斯先生,您的机会来了。我有资格问您一句:您能帮我们办一张真诚、富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报纸吗?不是牢骚报,而是一张唤醒人的建设性精神的报纸。深刻才能呼唤深刻。而我们的麻烦在于,没人来呼唤我们内心深处,心灵深处是一潭死水。这事我做不来,因为我太阴郁了。干这事需要一种深刻但年轻的天性。可我却过于迂腐。

    “索默斯先生,您可是个工人的儿子,您来自于人民。是否因为您现在成了个著名绅士,就背叛了他们?”

    “没有,没有。”理查德说着,对此等嘲讽付之一笑。

    “那好,您的任务来了。通过印刷出来的文字为我们吹送生命的气息。来吧,为我们管一张真正人民的报纸。我们不必把它办成一张日报,每周两期即可。让它去感召澳洲人,感动他们的心,那才是应该感动的地方。让它把信任和友情之风向我们吹送,我们等着它,望眼欲穿。请告诉我们怎样将心比心,相互信任;告诉我们,这不只是个工资问题或谁掌握金钱的问题。这最终是个兄弟情爱的问题,基督的民主就建立其上;是活生生的人的问题,最终是要摊牌的。”

    威利-斯特劳瑟斯红光满面,似乎燃着火一般,他盯着理查德的那双黑眼睛里闪着奇特的光芒。理查德那张苍白阴郁的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动心了。大家显得出奇的激动,空气中都振荡着激动的情绪,似乎发生了什么秘密的事。杰兹像只安静的老鼠坐在角落里,叉着两腿,双肘架在膝上,耷拉着脑袋。理查德的眼睛终于与那双激情闪烁的黑色眼睛相遇了,他感到那光芒中有什么东西击败了他,就像一只蛇击败了一只鸟儿。他自己就是那只鸟儿。

    不过,他的心胸是宽阔的。因为,他确实热爱劳动人民,他的确知道,他们能够慷慨大度,互敬互爱。而且他还颇为相信,他们能够建立起基督教这个人间至美的事物来,就建立在伙伴之爱的慷慨激情上。而由马克思这样的犹太人发起的理论社会主义,只迎合大众的权利意志,把钱当成关键,从而残酷地伤害了欧洲的劳动人民。欧洲的劳动人民性本慷慨,钱本不是他们最热衷之事。而这种政治社会主义——全是政治,事实上把钱造成了唯一的神。这是个十分危险的计谋,与人民的慷慨之心南辕北辙。那颗心遭到了背叛并知道遭到了背叛。

    那么,受伤的心还有救吗?还能坦诚相见地唤回劳动人民,教他们慷慨地敞开心扉、肝胆相照、忘却金钱吗?能不能向全世界的白人心中吹送伙伴之爱的新风,启发他们相信这种爱,从而在此之上开始新的一天?

    这能做到,肯定能。只是,那些压力,人们心头的压力——作为人,如果整个世界的重压都压在他们身上,如果每个人的心都承受这样的压力,人就会发疯的。

    “您瞧,”索默斯结结巴巴地说,“这比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还要难。”

    “可是,还能相信什么呢?江湖郎中。医生、科学家和政客吗?”

    “的确需要某种宗教。”

    “哦,宗教问题可是棘手啊,特别是在澳大利亚。不过所有的教会都尊崇耶稣。耶稣说人要互爱。”

    理查德蓦地笑出声来,说:“这么说耶稣成了另一个政治代理人了。”

    “嗯,我对此道行不深,不过你知道怎样把它宗教化。对我来说,互爱,这似乎是宗教。”

    “但缺了上帝。”

    “喔,我觉得这是耶稣的教义,那应该很富有神性了。”

    理查德沉默了,心情颇为沉重。这一切离他要膜拜的黑暗上帝相去甚远。来自那黑暗上帝的是爱之黑暗肉欲的激情,并非只有对耶稣的精神之爱。他希望男人再一次将爱之肉欲激情神圣地归功于伟大的黑暗上帝……始初黑暗宗教的ithyphalliC。可是,当每个情感枯竭的渺小个人机械地与这黑暗的流溢、古老的臣服作对时,这是办不到的。此时的威利-斯特劳瑟斯,他并不在乎耶稣,他可以易如反掌地让耶稣为他的自私目的服务。可是,那始初的、黑暗的ithyphallic上帝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我想我干不了。我不觉得我有这等灵气。”索默斯缓缓地说。

    “别,索默斯先生,千万别胆怯。您天生适合做这个工作。您不能见死不救。”

    “您要我做的,我不该做。”

    “做出您的最佳选择吧。我们愿意冒险。提条件吧。我知道,至于钱,您不会太计较。现在就接手干吧。这份工作在等您,等您来这儿。千万不要最终失之交臂。”

    “我不能马上许诺。”理查德起身告辞道,“我这就告辞,一周内给您回音。您可以把报纸的规划细则寄给我,好吗?我会认真考虑的。”

    斯特劳瑟斯先生凝视着他,似乎要看穿他的魂。但理查德决不要让他看穿。

    “好吧,明天我就让您拿到计划大纲。我想,您是跑不掉的。”

    谢天谢地,理查德总算出了堪培拉大厦,感觉像逃出了战时体检室一般。他和杰兹默默地走在乔治大街狭窄拥挤的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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