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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
宋人所編蘇軾年譜，今可考知者有七種[1]：段仲謀《行紀》、黄德粹《系譜》（以上兩種見傅藻《東坡紀年録·跋》）、孫汝聽《三蘇年表》三卷（見《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今僅存《蘇潁濱年表》一卷，見《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九）、何掄《三蘇先生年譜》一卷（見《郡齋讀書志·附志》，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後菊賦序》注亦引）、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録》、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國内流傳者僅王宗稷、傅藻兩種。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屢見著録，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云：“《注東坡集》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吴興施元之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于世。”（又見《文獻通考》卷二四四《經籍考》，書名“集”改作“詩”，是。餘全同）明徐獻忠《吴興掌故集》卷四《著述類》亦云：“《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但此譜國内久佚。康熙時見到宋刊《施注蘇詩》的邵長蘅已云“施氏譜無考”（《施注蘇詩》卷首《注蘇姓氏》），馮應榴亦云“施武子所爲《年譜》已不傳”（《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年譜》案語），實爲蘇軾研究中一大憾事。
復旦大學顧易生副教授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去日本講學，大阪市立大學西野貞治先生惠贈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影印本一件。久佚古籍，重返中土，彌足珍貴，易生同志囑爲撰文，介紹這一中日學術交流的具體成果。
原件係抄本，分卷上、卷下兩册，共一一四頁。書前有陸游序、施宿序，後有施宿跋、日人未雲叟跋。年譜正文用表格形式，分作“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其中熙寧六、七年之間缺四頁，紹聖二年缺兩頁，其他皆完整，語涉宋帝，則空格；“惇”字缺末筆（如章惇、安惇），當系南宋抄本（宋光宗名趙惇），或其所據底本爲南宋本。
一、從施宿序、跋看《施注蘇詩》
施元之、顧禧、施宿合編的《注東坡先生詩》（後稱《施注蘇詩》），與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是現存最早的兩部重要的蘇詩注本，前者編年，後者類編，各有所長，施注本尤有特色，理應并傳兼行。但在清康熙以前，却是王本獨行天下，施本沉晦不彰。康熙時宋犖購得宋刊施本（殘本，施宿《年譜》亦缺），請邵长蘅等補綴刊刻，始得流行；但邵氏等妄改妄删，頓失宋刊原貌，爲後世版本學家所詬病。近來有同志重視對施本的研究，弄清了一些問題[2]。施宿兩篇序跋的發現，對進一步認識施本的面貌有很大的幫助。
（一）施元之稿本的成書年代。由于現存宋刊施本没有序跋，成書年代和過程無考。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又未提及施注，故一般學者皆認爲施本後于王本。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云：“考王梅溪之卒在乾道七年，書標王狀元而不系官與謚，或更在其未卒時。施德初卒年無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于嘉定間始刊其父所注。若施顧注先出，集百家注本必兼采之，今并無其姓名，則楊氏所云施氏書後出，無疑也。”所説“楊氏”，指楊瑄，但其所作百家注王本序實未明確斷定“施氏書後出”。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更謂施本“已較《集注》後出三十五年”。楊紹和《楹書偶録》卷五亦云：“《東坡詩》舊注，今所傳者惟王氏、施氏二本。梅溪《集注》成于乾道間，施顧之注，至嘉定初，德初之子宿始經刊行，已後《集注》三十餘年。”但施宿序文證明這一説法并不准確。施宿説：
東坡先生□（詩），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閑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然當亡恙時，未嘗出以視人。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
這篇序文作于嘉定二年（一二〇九）。這裏首先提出，施元之是因“八家”本“缺略”而發意著書的，故仍采用“八家”本編年體例，他并未看到署名王十朋的集百家注本。關于集百家注本，《四庫提要》已辨其爲書坊僞托王十朋之名，以廣招倈，但受到馮應榴、王文誥及今人的異議；其實，僞托説未可厚非。王十朋是高宗時狀元，又是孝宗時政治舞台上的活躍人物，屢次上書，力圖恢復，又歷知各州，如他確在“乾道間”或更前作成《集注》，應爲時人所熟知，但從現在材料來看，直至他晚年及死後三十多年間，竟無人提及此事。《庚溪詩話》卷上：“今上皇帝（孝宗）尤愛其（蘇軾）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内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内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制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孝宗在乾道初只看到“趙夔等注軾詩”，如果有王十朋注本，孝宗君臣何以不聞不知？反對“僞托説”的王文誥，也不得不承認“乾道時趙堯卿等注已陳乙覽，即《八注》《十注》合刊之證，時《百家注》未出也。”（《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阮元也説，“龜齡《集注》，實由《八注》《十注》推廣。”（《蘇詩編注集成序》）此可疑者一。樓鑰爲胡穉所作的《簡齋詩箋叙》云：“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奥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蜀趙彦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樓鑰此序作于“紹熙壬子正月吉”，即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距王十朋之死已二十一年，尚稱趙彦材所注蘇詩爲“最詳”，足證未見百家集注本。此可疑者二。陸游與王十朋同朝，他于寧宗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所作《注東坡先生詩序》，又無一字提及王十朋編纂《集注》之事，而此序主旨正是闡述注蘇之難，理應提及。其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一年。此可疑者三。今存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稱其“舊得公詩《八注》、《十注》”，乃至“百人”，而施元之却僅僅依據《八家注》來補其“缺略”，如果王十朋序是真的，這也有悖情理。施元之曾主持多種典籍的刊印，是位著名出版家（見《書林清話》卷三），他又“以絶識博學名天下”（陸游語），并非孤陋寡聞的鄉間冬烘。他專攻蘇詩，何以只見《八注》，不見王十朋所見的《十注》乃至“百人”注呢？施宿序文亦未提及王書，説明直到嘉定二年王書未必出現。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八年。此可疑者四。此外，今傳世王本的最早刻本，爲南宋黄善夫家塾本。此書避宋諱至“敦”，亦在光宗（趙惇）之後。至于馮應榴等人反駁“僞托説”的論據，亦大都似是而非。如馮氏云：“王楙《野客叢書》已有‘集注坡詩’一條；明王弇州《長公外紀》云：‘王十朋集諸家注’；《楊升庵集》亦云‘王十朋注’。則由來已久，未可竟疑其僞托矣。”（《蘇詩合注》卷首《凡例》）檢《野客叢書》卷二十三“集注坡詩”條，其内容爲駁正趙次公注和程注，所言《集注》實乃《八注》《十注》之類，不能作爲《百家集注》之證；而王世貞、楊慎已是明人，所言更不足爲據。因此，偽託説不能遽斷爲非，今傳《百家集注》本其最早刻本又在光宗之後，要斷定施元之成書在《百家集注》本後，是缺乏説服力的。
其次，施宿序文還指明施元之成書的具體年代。他説，在其父成書“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他請陸游作序在嘉泰二年（一二〇二），上推“二十餘年”（以二十五年計），則施元之成書約在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左右。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棄疾任江西提點刑獄時，曾于淳熙三年彈劾施元之（時任贛州知州），施遂奉詞離職，大概即是施宿序中所謂“閑居”著書時期。又玩“歲久成書”語意（陸游序亦謂“用工深，歷歲久”），則其成書當在淳熙四年之後[3]。這一點也是以前研究施注本時未能確定的問題。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謂施元之“與顧禧爲編年注，應在淳（熙）、紹（熙）之時”，其推測大致相近，但無論據。
（二）注文分合問題。施注本包括題下注和句中注兩部分，最後完成于施元之、顧禧、施宿三人之手，但現存宋刊施本并未標明三人分注體例，清代學者多所考證，但意見分歧。或謂施元之作“書中自（句）解”，施宿作“題下小傳，低數字”，即題下注（鄭元慶《湖録經籍考》卷六）；或謂“詩題下小傳似亦有元之注”（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翁本附録》）；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爲施元之、顧禧二人筆，施宿僅作“題注末補載墨迹石刻及較改同異之字，間有引證及增輯《年譜》所無”（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系顧禧獨爲（阮元《蘇詩編注集成序》）。詳情參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二。余氏云：“推勘全書體例，證以陸序，實如王氏、阮氏之言。”此説幾乎成爲定論。
施宿序文却證明鄭元慶的説法是基本正確的。施宿説，在其父成書以後：
宿因陸公（游）之説，拊卷流涕，欲有以廣之而未暇。自頃奉祠數年，舊春蒙召，未幾汰去，杜門無事，始得從容放意其間。……故宿因先君遺緒及有感于陸公之説，反復先生出處，考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有所援據，足裨隱軼者，各附見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國史》以譜其年……
嘉泰時陸游之序僅云“司諫公（施元之）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未提施宿之名，説明其時施宿尚未對此書進行加工，亦未作《年譜》，僅是施、顧兩家注的稿本。到了嘉定元年（施宿序作于嘉定二年中秋[4]，文中云“舊春”），施宿閑居時才對此稿本作進一步補益，并作《年譜》。施序還明確指出，他的補益，“各附見篇目之左”，即題下注；内容是“紀事”：“反復先生出處，考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即包括蘇軾經歷、酬唱者行實和故老傳聞等等，與句下注之“征典”有所分工。驗之宋刊施本題下注，正是如此。阮元序云：“（題下注）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句中注）征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這點被他看中了，但他由此而推斷前者出于施元之，後者出于顧禧，却不正確。現在再來看最早著録此書的《直齋書録解題》就更清楚了：“司諫吴興施元之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于世。”“從而推廣”即施宿序的“有以廣之”，用語一致，證明陳振孫曾寓目此序。《吴興掌故集》却把這兩句緊縮爲“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一句（《湖州府志》亦云“推廣爲《年譜》”），似乎施宿作《年譜》外再無其他補益，實是誤改。
題下注出于施宿之手，還可從宋刊施本中找到内證。卷十三《登望谼亭》題下注：“此詩墨迹乃欽宗東宫舊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嘗刻石餘姚縣治。”卷十六《送劉寺丞赴餘姚》題下注：“□□名撝（以下缺四十五字），蓋□□□□□□載，公守湖州行□□□□□守城赴餘姚公□□□□又即席作《南柯子》□□餞□句云‘山雨瀟瀟過’者是也。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吴興錢氏園作。今集中乃指他詞爲送行甫，而此詞第云湖州，誤也。真迹宿皆刻石餘姚縣治。”卷二十《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題下注，記蘇軾爲楊道士二帖，“二帖書在蜀牋，筆畫甚精，宿嘗以入石云”。同卷《别子由三首兼别遲》題下注：“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所與九帖于洛陽。”卷二十四《次韻錢穆父》題下注：“欽宗在東宫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簽題，即位後出二十軸賜吴少宰元中，元中爲曾文清妹婿，以十軸歸之，今藏于元孫户部郎樂道槃。宿爲餘姚，嘗刻石縣齋。”卷二十五《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題下注：“……宿刻此帖（指蘇軾與王晉卿都尉一帖）餘姚縣齋，汪端明刻此詩成都府治。”卷二十七《韓康公挽詞三首》題下注：“三詩墨迹精絶，宿嘗刻石餘姚縣齋。”這些題下注皆有“宿”自稱，是爲其手筆的鐵證。從後面我們論及《年譜》正文時可以看到，施宿熟稔史事，對《國史》别擇精嚴，又精于碑刻，博采傳聞稗説，與題下注的全部内容正復相類，充分發揮他的專長。題下注的内容和文風基本一致，馮應榴懷疑“似亦有元之注”，也是缺乏根據的。
還應説明，施宿對題下注的撰述，態度十分認真，嘉定二年後，仍在陸續增補。卷二十二《任師中挽詞》題下注云：任師中（任伋）“曾孫希夷字伯起，圖南字伯厚，皆踵世科。伯起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按，《中興東宫官寮題名》（存《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任希夷”條云：“嘉定四年正月，以宗正丞兼舍人。六月，以秘書丞升兼侍講。六月，除著作郎，仍兼。五年十月，除將作少監，仍兼。六年正月，兼權左司郎官。十月，除秘書少監，仍兼。”（《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嘉定〕四年正月，宗正寺丞任希夷兼太子舍人。六月，以秘書丞兼侍講。七年，以中書舍人兼右諭德。”無任將作監、侍講時間。）任希夷《宋史》有傳，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但施宿僅云“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不及以後官職，此“今”正施宿撰述之時。這説明遲至嘉定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施宿的題下注仍未定稿，尚在繼續訂補。
前人對此書題下注評價甚高。張榕端《施注蘇詩序》云：“又于注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參見當日之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有功玉局而度越梅溪也。”邵長衡《注蘇例言》云：“《施注》佳處，每于注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證彼，務闡詩旨，非取泛瀾，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端，迥非諸家所及。”王文誥亦謂“最要是題下注事”，但他把這一成績記在施元之的名下，未免抹煞施宿之功。
施注本注文分合問題應以鄭元慶之説爲勝。他是根據傳是樓宋刊本（即宋犖本）而作出的判斷，阮元、王文誥兩人實未親見宋刊本，故而推斷失誤。但鄭説對顧禧的作用只字未提。今宋刊本句中注内仍有數處標明“顧禧注”。如卷二十《橄欖》“已輸崖蜜十分甜”句：“〔施注：《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石蜜。〔顧禧注〕記得小説：南人夸橄欖于河東人云：此有回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棗，一作柿。……”又如卷三十四《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須煩李居士，重説後三三”句：“〔施注〕延一《廣清涼傳》：無著禪師游五台山，見一寺，有童子延入。無著問一僧云：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無對。僧曰：既不解，速須引去。〔顧禧云〕此詩方叙燕游，而遽用後三三語，讀者往往不知所謂，蓋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悦營妓董九者，故用九數以爲戲爾。聞其説于强行父云。”這説明當顧禧對施元之注有異議或重要補充時，才標出姓氏，其他就不作明顯分别。
總上所述，施注本分注體例應該是：句中注系施元之、顧禧“共爲之”，題下注爲施宿手筆。鑒于題下注的重要性，應該充分肯定施宿對此書的貢獻。
（三）施注本刊刻年代————所謂“嘉泰本”。宋犖在《施注蘇詩序》中，稱其所得原刊本爲“宋嘉泰間鏤板行世”之本，邵長衡《題舊本施注蘇詩》亦謂“鏤板于宋嘉泰間”。以後不少學者皆因陸游于嘉泰二年爲該書作序，遂定爲刊刻之年。翁方綱《蘇詩補注》卷八引桂馥語云：“陸放翁序在嘉泰二年，此注本當刻于嘉泰初。”伍崇曜《蘇詩補注跋》亦稱“先生（翁方綱）舊藏蘇集（即宋犖本），爲宋嘉泰槧本”。此本現存臺灣省“中央圖書館”，其《善本書目》逕以“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著録。近人亦多從此説。其實是不正確的。
如上所述，施宿序文作于嘉定二年，嘉定五六年尚在對題下注進行補益，而新見到的施宿跋文更作于“嘉定六年中秋日”，距陸游作序時達十一年。這都説明嘉泰時尚未刻印。刊刻的地點確在淮東倉司。鄭羽在景定三年時曾取施注舊板，修補“重梓”，其跋云“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浄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于兹，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明言“淮東倉司所刊”。而嘉泰時施宿尚官紹興通判。他何時任提舉淮東常平司，不可確考。（陳乃乾先生定于嘉定五年至七年，不知其據）但嘉定六年他確在淮東倉司任上。是年他曾刻王順伯《石鼓詛楚音》，并跋云：“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末署“嘉定六年重五日吴興施宿書”。文中“海濱”即指淮東倉司所在地泰州。章樵《石鼓文集注》云：“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淮東之于施宿，正如衢州之于施元之，是他致力于刊刻文籍之地，允有注蘇詩之刻。（施宿序末署“嘉定二年中秋日吴興施宿書”，跋文末署“嘉定六年中秋日吴興施宿書”，與《石鼓詛楚音》跋所署，格式完全一致。）另據《揚州府志》：“紹興辛巳，完顔亮寇州。（泰州）城廢。開禧丙寅權守趙逢始修築，守翁潾、何郯繼之。六七年間，才甓二里餘。朝（廷）以委提舉茶鹽事施宿。工竣，視舊增五之一。”從開禧二年丙寅（一二〇六），中經“六七年”，正是嘉定五六年，足證其時施宿在任。又，據余嘉錫考證，施宿“實死于嘉定六年之冬”（《四庫提要辨證》卷七，詳下），即死于淮東倉司任上，施注本的刊刻當不能晚于其後。而施跋作于是年中秋，則施注本亦不能于此前刻成。據此，宋刊原本擬定名爲“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本”。
（四）施注本流傳不廣的原因。《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十五：嘉定七年正月“二十一日，直秘閣施宿罷職與祠禄，以中書舍人范之柔言其昨任淮東運判，刻剥亭户，規圖出剩，以濟其私”。同書《職官》卷七十六又云：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詔，施宿特與改正，追復朝請大夫，以其女（原脱）安人妾施氏自陳，故父宿昨任淮東提舉日，但知盡忠報國，討究弊源，撙節浮費，不顧怨仇，悉皆痛革，是以取怨于僚屬，有忤于交承，不幸身死，謗議起于仇人，誣合傾擠。死及百日，忽（原誤作勿）致臣僚論父鹽政及修城事。于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一家骨肉星散，狼狽暴露，故父靈柩，亦皆封閉，寡妻弱子無所赴愬。……去年八月内明堂赦恩，及今年正月内受寶大赦，念妾等存没銜寃，迄今九載”。根據這兩條材料，參考余嘉錫的考證，排比施宿晚年及死後有關事項，作時間表如下：
嘉定六年中秋 《注東坡先生詩》開雕（據施《跋》）
六年十月間 施宿卒（據“死及百日”被劾上推）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施宿被臣僚彈劾（據《宋會要輯稿》；與該書另一條言“身死”後被誣亦相符。）
七年冬 施宿家被抄籍（據“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推算）
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施宿改正、追復（據《宋會要輯稿》。上距七年冬，正好首尾“九載”）
這説明施注本的刻印離施宿之死相距甚近，僅二三個月，施宿生前恐未必親見此書；此書甫即竣工而全家即遭抄籍，連“靈柩亦皆封閉”，刻成之書亦不免受損。而且，在施宿的罪狀中，除了貪污鹽款和修城款外，還直接涉及本書。周密《癸辛雜識·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條云：
宿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己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原注：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傅穉是施宿的同鄉，施宿等于嘉泰二年修《嘉泰會稽志》時，傅于浙東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參與其事。（見《嘉泰會稽志》跋末）至此“窮乏相投”而寫施注上板，施宿却因此而被彈劾治罪，施注本的厄運當亦意料中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四云：“嘉泰中，宿官餘姚，嘗以是書（指施注蘇詩）刊版，緣是遭論罷，故傳本頗稀。”指出“傳本頗稀”是由于“遭論罷”，是正確的，惜語焉不詳，且時間和地點皆誤。（施宿任餘姚知縣在慶元初，見孫應時《餘姚縣義役記》，嘉泰時宿任紹興通判。）宋犖本確是魯殿靈光，吉光片羽，今存台灣，懷想不已[5]。
二、施《譜》正文的特點和價值
施宿《年譜》的重現，使現存南宋人所作蘇軾年譜增至三種。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今首見于《東坡七集》本；傅藻《東坡紀年録》，首見于《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王宗稷，五羊人，字伯言，紹興中曾至黄州；傅藻，仙溪人，字薦可[6]。其他所知皆甚少。王《譜》無序、跋，傅《録》有跋，自稱其書是在段仲謀《行紀》、黄德粹《系譜》兩書基礎上編撰而成。施《譜》有序有跋。王宗稷雖較傅、施年長，三譜却都未互相提及，看來是各自成書的。
邵長衡云：“五羊王氏《年譜》綜其大端；仙溪傅氏《紀年》核于月日，要亦互有得失。”（《施注蘇詩》卷首《年譜·跋》）施《譜》比之王《譜》、傅《録》，篇幅加多，更較詳備。而其主要特點是增設“時事”一欄。施宿在序跋中兩次提到“采之《國史》以譜其年”，即此。此欄字數甚至與“出處”欄即記叙蘇軾一生行實者，相差無幾。這與他對譜主的總的認識有關。其《序》中詳述蘇軾在“熙寧變法之初”及至“既謫黄岡”、“元祐來歸”、“紹述事起”這三個階段的遭遇和表現，最後説：“蓋先生之出處進退，天也。神宗皇帝知之而不及用，宣仁聖后用之而能盡，與夫一時用事者能擠之死地而不能使之必死，能奪其官爵、困戹僇辱其身而不能使其言語文字不傳于世，豈非天哉！”這段文字，吸取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的筆調，表達他對蘇軾的總認識，也是他寫作《年譜》的總綱。也就是説，他不僅爲文學家蘇軾譜年，更重要的是爲政治家蘇軾立傳。因此，他主要根據王安石變法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以及新舊兩黨在政治舞臺上的消長變化這兩條綫索，從《國史》中采録和組織材料，其他“時事”就略而不叙。他記叙了王安石受命變法的情况，也記叙他兩次罷相的過程；記叙了各項新法始行及罷廢的情况，也記叙圍繞各項新法行廢的鬭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加的一些案語。如熙寧三年條，在叙述各項新法始行情况後説：“按，新法之行青苗始于陝西，助役始于京東、兩浙，常平則自陝西、河東始，保馬保甲則自府界畿縣始，市易則自秦鳳始。蓋自古變法者，其始皆有所疑懼不安，故試之一方一所，所以驗其法之可行與否也，及其主之既力而小人迎合皆以爲便，始推而達之天下矣。”在王安石受到普遍譴責的南宋時代，施宿能指出新法是通過試驗而漸次實施，既是從史實中得出的正確結論，也表現出可貴的史德。又如元祐四年條，在總結“元祐更化時期”的政局變動時説：“按，元祐諸賢欲革弊而不思所以自善其法，欲去小人而不免于各自爲黨，憤嫉太深而無和平之炁（即“氣”字），攻詆已甚而乖調復之方，同異生于愛憎，可否成于好惡，朝廷之上，議論不一，差役科場，久而不定，更易煩擾，中外厭之。……故當其時，潛懷窺伺，陰謀動摇者已伏其間，而諸賢輕患忽禍，自以無它，方更相攻擊不已，卒使小人藉之以爲資，起而乘之，馴至大變，豈專王、吕、章、蔡之罪哉！”這段話亦頗有見地，代表當時的另一種議論。陸九淵也説：“熙寧排公（指王安石）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荆國王文公祠堂記》）雖稱新法有“罪”，但新舊兩黨各負其咎，這在王安石被目爲禍國奸佞的輿論浪潮中，不失爲持平之論。這兩段按語，後段與蘇軾批評元祐初“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之二）的看法，基本一致；前段却與蘇軾所見不同，蘇軾正是着力攻擊新法爲驟變、突變的。在《上神宗皇帝書》中，他指責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造端宏大，民實驚疑”，而主張“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施宿對蘇軾懷有深深的敬意，但并不阿私附和，以他的是非爲是非，而能堅持自己獨立的見解，這也是其書高出王《譜》、傅《録》之處。
施宿所采録的《國史》材料，不僅描繪出譜主活動時代的政治面貌，而且爲譜主的遭遇和行爲提供理解和評價的根據。正因爲如此，“時事”欄的記叙雖然偏詳，似不合一般年譜體例，但對譜主的認識却更有幫助。不少記叙與“出處”欄上下呼應，相得益彰。如嘉祐六年條，九月御試，詳列考官姓氏，即爲了更好説明蘇軾是年中試。熙寧二年至四年，詳叙新法始行及其鬭争過程，與蘇軾其時經歷緊密綰合，互爲補充。其後蘇軾外任，“時事”欄即相對減略，只記與蘇軾有關“時事”，如熙寧五年，僅記盧秉爲兩浙提刑，專提舉鹽事，因與蘇軾在杭開運鹽河、去湖州有關。至元豐八年，哲宗即位，政局反覆，始又詳記“時事”，爲蘇軾從黄州返回的一系列“起復”、提升提供背景。尤如元祐元年的差法之争，上下兩欄，互爲表裏，各有側重，于勾畫譜主其時行實更爲明晰。紹聖元年，又詳叙李清臣、鄧温伯“首建紹述”之説，政局又變，于是又有蘇軾的知定州、貶嶺南。凡此都可看出施宿對史料别擇精嚴、一切服從于突出譜主的“筆法”。另有不少記叙起了補充“出處”欄的作用。如熙寧七年條，蘇軾知密州時，“五月，天章閣侍制李師中言：‘乞召方正有道之士如司馬光、蘇軾、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以大言求用，責散官安置”。此條雖未列“出處”欄，但説明蘇軾雖處外任，仍與朝廷中的黨争息息相關。
當然，《年譜》一類著作的基本要求是對譜主的家世、生平、交游、創作等作出全面而正確的介紹。施《譜》的重點不能不在“出處”欄。比之王《譜》、傅《録》確有更正確、更詳明的特點。今依年序，對勘三書，先舉其可供糾誤之例。
（一）熙寧初年的活動。熙寧二年蘇軾服父喪後返京，時值王安石議行新法，蘇軾卷入新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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