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中国文化演进已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论其演进，可分三大阶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数与少数。此多数少数，皆属重要。惟贵能密切相关，融成一体。此讲中国文化演进三阶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讨论。
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成为群。在此群中，可分两大统。姓从女，乃血统。氏从男，以职业分，政治更其大者，是为政统。
远古不论。姑从唐、虞始。唐为氏，乃世业陶。尧为帝，乃为陶唐氏之代表。在尧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参加，于是尧之政府，遂为当时中国社会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应是掌管山泽禽兽。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时拥有大名。适遇洪水为灾，尧无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灾尚未息，尧既老，乃不传位于子而传于舜。然尧子丹朱，虽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职位。
舜既为帝，乃封其弟象于有庳，可见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为帝，由尧让之，而治水大功，实出于禹。舜之老，乃亦禅帝位于禹。而舜子商均，当亦保有一职位。是则尧舜禅让，虽为中国后世尊崇，认为政治上无可比拟之大德，实亦由当时氏族政权之情势中演出，非有人先标举出一禅让美德，而尧舜乃遵循之。换言之，此亦当时一自然形态而已。
禹继其父鲧治水，当又系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业，虽效法尧舜让位于益，而当时中国民众则群心拥戴禹子启，不拥戴益，此下遂又成为帝位世袭。此非中国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袭之政府，亦中国当时社会一自然现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后稷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诗，后稷有母姜嫄。又后稷之生，其时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后稷教民稼穑，而周人奉以为始祖。此犹如姜氏族之奉神农为始祖。亦如唐虞两氏族之奉尧舜为始祖。禹亦有父鲧，而夏氏族则奉禹为始祖。商氏族则奉契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则中国之氏族社会，虽重血统，但必重其血统中之贤者，是为道统。惟其重道统，不害于其重血统。血统属于天，道统属于人，此即中国后人所谓之通天人，亦所谓明天人之际矣。
夏商周三代，皆属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则更形特出。不仅分封姬姓，及其外家姜姓，又封殷之后裔，使其传统不绝。更又兴灭国，继绝世，把历史上所有诸氏族，只要其曾生贤圣曾有建树，对历史有贡献者，遍加封建。此等诸侯，则可以代表全中国社会各氏族，使政统与血统，更为密切相关，乃得称之为道统。
其实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以及帝王世袭，皆在此一道统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于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统之大。故中国人必称圣君贤相，周公则尤是历代贤相中之极特出者。君相在政统中，岂非群中之少数。氏族则群中之多数。中国封建政治由氏族社会来，乃能便中国社会中少数全由多数出，而又密切相关，融成一体，由血统中创出政统，又由政统中完成道统，而使中国成为一封建一统之国家。此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一阶程。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社会乃一氏族社会，而中国历史则为一人物历史。子贡有言：“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众恶皆归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恶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会之多数。善则有特殊性。圣君贤相，则必各有其独特处。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舜之孝，禹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蔡，以永奠父兄之业。上之如伏羲氏、神农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时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与其功业之成就为代表。下流多数，不足以代表历史。而上流少数，则必有其独特相异之德业。而此上流少数，则必出于下流多数，以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历史阶段。此又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西周东迁，为春秋时代，而往古政治一统之大业，则几于崩溃。其时则有孔子出。孔子当时所想慕者，乃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换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为一圣君，仅求为一贤相。然终不得志，其道不行，仅开门授徒，成为一家言。此下诸子百家继起，其实皆遵孔子，多志为相，不志为君。迄汉代，而儒家定为一尊。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为五经之一。帝王治道，则必本诸经。其时则经学即为道统，其价值地位显然已超出政统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统中产生出道统。自汉以下，则政统必尊奉道统。以前是圣君用贤相，此下则为君者必知尊贤相，乃得为圣君。君位仍是世袭，仍从血统来，但在政统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则选自群臣，臣位则从郡国选举贤良，再由五经博士授业讲学中来。则当时政统已大部分出自学统，即道统，乃为政统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二阶程。
中国自封建政治一转而为郡县政治，即血统不在政统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证。而秦始皇帝不悟此义，乃谓政统中之帝王世袭此一仅存血统，乃可永继不绝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世。汉儒明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即谓君位血统不常，与其招汤武之征诛，不如遵尧舜之禅让，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现。光武中兴，虽仍是刘氏之血统，而一朝君相大臣，则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学生。学统之更超于血统，此亦一证。
但政府虽已变为一道统与学统之政府，而社会则仍为一氏族社会，重血统。两汉士人进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尽得沾溉。此则政治上层少数，仍与社会下层多数有其紧密相系处。而自古代农工氏族外，又得学业氏族，即士族之创兴。亦不得不谓非中国社会一进步。
东汉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渐衰于上，而士族则盛兴于下。降至魏晋，中国乃成为士族之天下。南朝如此，北朝亦然。自士族社会进而为士族政治。使社会多数进入政治少数之机会又益增。就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仍不得不谓之一进步。
唐代再臻统一，而较之两汉，则又有进步。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军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学士，较之东汉光武中兴已过之。西汉开国，乃一平民集团，士人极占少数，更远不能与初唐相比。
其次则相之一位，唐代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出命令，门下掌封驳，君权已由相权代之，而相权分掌于多人。此亦显较汉代为进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举制度，社会学人可得自由应考，进士地位远较两汉大学生为受人重视。此皆学统在政统中更得较高地位，社会多数又多得自由参加政府上层少数之机会而紧相联系。然论学术大统，则唐代之《五经正义》依然承袭两汉。而科举取士，则重诗赋。《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唐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两汉以下，老子之道已与孔子并盛。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统观念，亦并尊老子。佛法东来，唐代帝王亦多崇信。于是儒、道、释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而周孔之尊，则唐不如汉，实有转趋颓势之现象。
于是有韩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著为《原道》篇，又为《师说》。其时惟僧侣始称师，而韩愈则以为师传道自任。其言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以排释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于是孔子之为师，乃更胜于其为相为臣，而渐脱离于周公。孟子则追随孔子。周孔同尊遂渐转为孔孟同尊。韩愈又为《伯夷颂》，则所重在野更过于在朝，为师更重于为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惟愈所倡导，其传继世即绝。下迄晚唐五代，学绝道丧，而中国乃陷于黑暗中。
宋与汉唐又不同。宋太祖乃以一侍卫长受军人拥戴，而黄袍加身。然其相赵普则曰以半部《论语》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代诸帝王，重士有过于汉唐，而《论语》一书之尊显，亦汉唐两代所无。胡安定苏湖讲学，朝廷取以为法，又聘安定主其教。欧阳修提倡韩愈古文，而王安石则曰愿学孟子，惟仍尊经，欲创为新经学。司马光则继《春秋左氏传》为《资治通鉴》，从史学通治道。则孔子地位自在汉唐诸君之上矣。
以王安石司马光之为相言，其地位亦远在其君之上。汉唐惟为君者信用其相，至是则不啻为君者乃尊师其相。王安石为经筵讲官，主坐讲，君则立而听。则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
但新旧党争，终使北宋陷于衰亡而不救。其时乃有周张二程理学家之兴起。盖道统既尊于政统，师道既高乎治道，则在朝不如在野。为士者既以师道自任，则在己之修养讲论，乃更重于出仕以从政。此乃宋代理学家之所异于汉唐儒，《宋史》特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传》，亦非无理。
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定《论》、《孟》、《学》、《庸》为四书，为之作集注与章句，而四书乃凌驾于五经之上。治学者必先四书，乃及五经，于是孔孟新传统乃继周孔旧传统而代兴。在野之师道，乃始正式凌驾于在上之君道。此当可谓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之第三阶程。实可谓其乃由多数展演进向少数之又一进步。
然而周张二程既无救于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亦无救于南宋之衰亡。元代乃以蒙古异族入主中国，在上之政统血统又大变。惟政治乱于上，而在下社会之道统则仍安定而无变。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皆以南宋大儒进入元代，而在野讲学，为一世之师。其出仕在朝者，刘静修盘桓不求进，尚受后人推崇。许鲁斋稍得意，乃受后人之鄙视。但鲁斋之在野，与众坐一果树下，有果无主心有主之语，则其人非无修养。元代亦定科举制，先四书，后五经，明清两代一遵无变，亦不得谓鲁斋无贡献。刘因谓由己而道尊，许衡则谓由己而道行。然元代诸儒则终多不应举。而书院讲学遍于全国，地方官到任必先赴书院听讲。此又道统尊于治统之一...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