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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先生二三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民国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1]、光旦[2]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3],都承认他们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的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会忘记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开设的程五峰斋,那是一家在北京与胡开文齐名的笔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 Les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民国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亹亹[4]不倦,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5],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6]”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呎[7],热腾腾地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的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办的,那就是蛋炒饭————饭里看不见蛋而蛋味十足,我虽没有品尝过,可是我早就知道其作法是把饭放在搅好的蛋里拌匀后再下锅炒。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8],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胡先生说起蔡孑民[9]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10]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地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赵瓯北[11]的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也是胡先生所爱好的,显然是因为这首诗的见解颇合于提倡新文学者的口味。胡先生到台湾后,有一天我请他到师大讲演,讲的是“中国文学的演变”,以六十八高龄的人犹能谈上两个钟头而无倦色。在休息的时间,《中国语文一月刊》请他题字,他题了三十多年前的旧句:“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胡先生毕生服膺科学,但是他对于中医问题的看法并不趋于极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脸红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傅斯年先生反对中医,有一次和提倡中医的孔庚先生在国民参政会席上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胡先生笃信西医,但也接受中医治疗。

    民国十四年二月孙中山先生病危,从医院迁出,住进行馆,改试中医,由适之先生偕名医陆仲安诊视。这一段经过是大家知道的。陆仲安初无藉藉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绩溪会馆所以才认识胡先生,偶然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为他揄扬,名医之名不胫而走。事实上陆先生亦有其不平凡处,盛名固非幸致。十五六年之际,我家里有人患病即常延陆来诊。陆先生诊病,无模棱两可语,而且处方下药分量之重令人惊异。药必须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则不悦。每服药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点的药锅便放不进去。贵重的药更要大量使用。他的理论是:看准了病便要投以重剂猛攻。后来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请吃花酒,我发现陆先生亦为席上客,那时候他已是大腹便便、仆仆京沪道上专为要人治病的名医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医师劝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协和医院接受手术,他告诉我医师们动手术的时候,动用一切应有的设备,郑重其事地为他解除这一小患,那份慎重将事的态度使他感动。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国去开会,医师劝他先割掉盲肠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万一遭遇病发而难以处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术。

    我没看见过胡先生请教中医或服中药,可是也不曾听他说过反对中医中药的话。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但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地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返台定居,本来是落叶归根非常明智之举,但也不是没有顾虑。首先台湾气候并不适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陈之藩先生的信就说:“请胸部大夫检查两次X光照片都显示肺部有弱点(旧的、新的)。此君很不赞成我到台湾的‘潮冷’又‘潮热’的气候去久住。”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早就说过:“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欢迎我长住下去。)”可见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图举行“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的一篇讲演,是很重要的文献,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台湾《中央日报》有中文译稿。在这篇讲演里胡先生历述中国文化之演进的大纲,结论是:“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久久不停,情况是非常动人的。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道这篇演讲具有“丘吉尔作风”。我觉得像这样的言论才算得是弘扬中国文化。当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复印信给我看,是当地主人华盛顿大学校长欧地嘉德先生特意复印给胡先生的。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国人写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谁不问可知,是写给欧地嘉德的,具名连署的人不下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委员”、有“教授”,有男有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说:胡适是中国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此番出席会议未经合法推选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资格,特予郑重否认云云。我看过之后交还了胡先生,问他怎样处理,胡先生微笑着说:“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与国运》。

    胡先生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弹的还是他的老调。我给他录了音,音带藏师大文学院英语系。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平剧[12],斥为“下流”。听众中喜爱律诗及平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平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平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

    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地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 * *

    [1]努生,指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

    [2]光旦,指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于江苏宝山,著名社会学家。

    [3]叶恭绰(1881——1968),现代著名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广东番禺人。

    [4]亹亹(wěiwěi),勤勉的意思。

    [5]有酒如渑,语出《左传·昭公十二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意思是有酒如渑水长流,有肉如堆成的小山冈。

    [6]新月,指新月社,20世纪20年代末一个较大的文学团体,梁实秋、潘光旦等人均为其成员。

    [7]呎,“英尺”的旧称。

    [8]瘦金体,亦称“瘦金书”,楷书的一种,由宋徽宗赵佶所创。

    [9]蔡孑民,即蔡元培,字孑民。

    [10]黄山谷,指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书法家、文学家。

    [11]赵瓯北,指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清代诗人、史学家。文中所引诗作为《论诗》。

    [12]平剧,京剧的又一名称。

    怀念胡适先生

    胡先生长我十一岁,所以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我提起他的时候必称先生,晤面的时候亦必称先生。但并不完全是由于年龄的差异。

    胡先生早年有一部《留学日记》,后来改名为《藏晖室日记》,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读书札记,以及他的评论。小部分是他私人生活,以及友朋交游的记载。我读过他的日记之后,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当年也写过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以学识的丰俭,见解的深浅而论,胡先生不只是长我十一岁可以说长我二十一岁、三十一岁,以至四十一岁。

    胡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留学日记》只是个开端,以后的日记更精彩。先生住在上海极斯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徐志摩、罗努生去看他,胡太太说:“适之现在有客,你们先到他书房去等一下。”志摩领头上楼进入他的书房。书房不大,是楼上亭子间,约三四坪,容不下我们三个人坐,于是我们就站在他的书架前面东看看西看看。志摩大叫一声:“快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书架的下层有一尺多高的一叠稿纸,新月的稿纸。(这稿纸是胡先生自己定制的,一张十行,行二十五字,边宽格大,胡先生说这样的稿纸比较经济,写错了就撕掉也不可惜。后来这样的稿纸就在新月书店公开发售,有宣纸毛边两种。我认为很合用,直到如今我仍然使用仿制的这样的稿纸。)胡先生的日记是用毛笔写的,至少我看到的这一部分是毛笔写的,他写得相当工整,他从不写行草,总是一笔一捺的规规矩矩。最令我们惊异的是,除了私人记事之外,他每天剪贴报纸,包括各种新闻在内,因此篇幅多得惊人,兼具时事资料的汇集,这是他的日记一大特色,可说是空前的。酬酢宴席之中的座客一一列举,偶尔也有我们的名字在内,努生就笑着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我们匆匆看了几页,胡先生已冲上楼来,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他严肃地告诉我们:“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我自偷看了胡先生的日记以后,就常常记挂,不知何年何月这部日记才得面世。胡先生回台定居,我为了洽商重印《胡适文存》到南港去看他。我就问起这么多年日记是否仍在继续写。他说并未间断,只有未能继续使用毛笔,也没有稿纸可用,所以改用洋纸本了,同时内容亦不如从前之详尽,但是每年总有一本,现已积得一箱。胡先生原拟那一箱日记就留在美国,胡太太搬运行李时误把一箱日记也带来台湾。胡先生故后,胡先生的一些朋友曾有一次会谈,对于这一箱日记很感难于处理,听说后来又运到美国,详情我不知道。我现在只希望这一部日记能在妥人照料之中,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全部影印出来,而没有任何窜改增删。

    胡先生在学术方面有很大部分精力用在《水经注》的研究上。在北平时他曾经打开他的书橱,向我展示其中用硬纸夹夹着的稿子,凡数十夹,都是《水经注》研究。他很得意的向我指指点点;这是赵一清的说法,这是全祖望的说法,最后是他自己的说法,说得头头是道。

    我对《水经注》没有兴趣,更无研究,听了胡先生的话,觉得他真是用功读书肯用思想。我乘间向他提起:“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先生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胡先生引用佛书上常用的一句话“功不唐捐”,没有功夫是白费的。我私下里想,功夫固然不算白费,但是像胡先生这样一个人,用这么多功夫,做这样的工作,对于预期可能得到的效果,是否成比例,似不无疑问,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副刊登了一首康华先生的诗,题目是《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怀胡适之先生》,我抄在下面:

    你静悄悄地躲在南港,

    不知道这几天是何模样。

    莫非还在东找西翻,

    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

    听说你最近有过去处,

    又在埋头搞那水经注。

    为何不踏上新的征途,

    尽走偏僻的老路?

    自然这一切却也难怪,

    这是你的兴趣所在。

    何况一字一句校勘出来,

    其乐也甚于掘得一堆金块。

    并且你也有很多的道理,

    更可举出很多的事例。

    总之何足惊奇!

    这便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所寄。

    不过这究竟是个太空时代,

    人家已经射了一个司普尼克,

    希望你领着我们赶上前来,

    在这一方面作几个大胆的假设!

    我午夜枕上思前想后,

    牵挂着南港的气候。

    当心西伯利亚和隔海的寒流,

    会向着我们这边渗透!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这首诗的意思很好,写得也宛转敦厚,尤其是胡适之式的白话诗体,最能打动胡先生的心。他初不知此诗作者为谁,但是他后来想到康是健康的康,华是中华的华,他也就猜中了。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此诗作者(后亦刊于中副):

    ××兄:

    近来才知道老兄有“康华”的笔名,所以我特别写封短信,向你道谢赠诗的厚意。我原想作一首诗答“康华”先生,等诗成了,再写信;可惜我多年不作诗了,至今还没有写成,所以先写信道谢。诗若写成,一定先寄给老兄。

    你的诗猜中了!在你作诗的前几天,我“还在东找西翻,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写了一篇《三勘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被陈汉光先生在台湾风物上发表了。原意是写给老兄转给“康华”诗人看的,现在只好把印本寄呈了。

    老兄此诗写得很好,我第一天见了就剪下来粘在日记里,自记云:“康华不知是谁?这诗很明白流畅,很可读。”

    我在民国十八年一月曾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其中第三节的意思颇像大作的第三节。今将剪报一纸寄给老兄,请指正。

    敬祝

    新年百福。

    弟适上 一九六〇一、四

    附:《尝试》集外诗: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

    我们不崇拜自然,

    他是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

    要使他听我们指派。

    我们叫电气推车,

    我们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的秘密揭开,

    好叫他来服侍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

    我们唱致知穷理。

    不怕他真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滞不进。考证《虚云和尚年谱》,研究《水经注》,自有其价值,但不是我们所期望于胡先生的领导群伦的大事业。于此我有一点解释。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动,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均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奢。胡先生常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

    胡先生的人品,比他的才学,更令人钦佩。前总统蒋先生在南港胡墓横题四个大字“德学俱隆”是十分恰当的。

    胡先生名满天下,但是他实在并不好名。有一年胡先生和马君武、丁在君、罗努生作桂林之游,所至之处,辄为人包围。胡先生说:“他们是来看猴子!”胡先生说他实在是为名所累。

    胡先生的婚姻常是许多人谈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他的私事,不干他人。他结婚的经过,在他《四十自述》里已经说得明白。他重视母命,这是伟大的孝道,他重视一个女子的毕生幸福,这是伟大的仁心。幸福的婚姻,条件很多,而且有时候不是外人所能充分理解的。没有人的婚姻是没有瑕疵的,夫妻胖合,相与容忍,这婚姻便可维持于长久。“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之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我们敬佩他的为人,至于许许多多琐琐碎碎的捕风捉影之谈,我们不敢轻信。

    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梁任公先生如此,胡先生亦如此。他住在米粮库的那段期间,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这表示他不仅好客,而且于旧雨今雨之外还隐隐然要接纳一般后起之秀。有人喜欢写长篇大论的信给他,向他请益,果有一长可取,他必认真作答,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书札。他借频繁的通信认识了一些年轻人。

    大约二十年前左右,由台湾到美国去留学进修是相当困难的事,至少在签证的时候两千美元存款的保证就很难筹措。胡先生有一笔款,前后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他这样做,没有一点私心,我且举一例。师范大学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学业成绩异常优秀,得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全份奖学金,就是欠缺签证保证,无法成行。理学院长陈可忠先生、校长刘白如先生对我谈起,我就建议由我们三个联名求助于胡先生。就凭我们这一封信,胡先生慨然允诺,他回信说:

    可忠 白如 实秋 三兄:

    示悉。×××君事,理应帮忙,今寄上Cashier's check一张,可交×××君保存。签证时此款即可生效。将来他到了学校,可将此款由当地银行取出,存入他自己名下,便中用他自己的支票寄还我。

    匆匆敬祝

    大安

    弟适之一九五五、六、十五

    像这样近于仗义疏财的事他做了多少次,我不知道。我相信,受过他这样提携的人会永久感念他的恩德。

    胡先生喜欢谈谈政治,但是无意仕进。他最多不过提倡人权,为困苦的平民抱不平。他讲人权的时候,许多人还讥笑他,说他是十八世纪的思想,说他讲的是崇拜天赋人权的陈腐思想。人权的想法是和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胡先生的思想没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时代的前端。他不反对学者从政,他认为好人不出来从政,政治如何能够清明?所以他的一些朋友走入政界,他还鼓励他们,只是他自己不肯踏上仕途。行宪开始之前,蒋先生推荐他做第一任的总统,他都不肯做。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我记得有些人士想推他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当时看他说话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好追问下去。

    抗战军兴,国家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他奉派为驻美大使。他接受了这个使命。政府有知人之明,他有临危受命的勇气。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于这个工作,而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数年任内,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必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他这样廉价,并不多觏,以我所知,罗文于先生作外交部长便是一个不要特支费的官员。此种事鲜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传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

    我认识胡先生很晚,亲炙之日不多,顶多不过十年,而且交往不密,连师友之间的关系都说不上,所以我没有资格传述先生盛德于万一。不过在我的生活回忆之中也有几件有关系的事值得一提。

    一桩事是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我从未想过翻译莎士比亚,觉得那是非常艰巨的事,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去做。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读过《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撤》等几个戏,巢堃林教授教我们读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本事》,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上过哈佛的吉退之教授的课,他教我们读了《马克白》与《亨利四世上篇》,同时看过几部莎氏剧的上演。我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仅此而已。翻译四十本莎氏全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民国十九年底,胡先生开始任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他一向热心于翻译事业,现在有了基金会支持,他就想规模的进行。约五年之内出版了不少作品,包括关琪桐先生译的好几本哲学书,如培根的《新工具》等,罗念先生译的希腊戏剧数种,张谷若先生译的哈代小说数种,陈绵先生译的法国戏剧数种,还有我译的莎士比亚数种。如果不是日寇发动侵略,这个有计划而且认真的翻译工作会顺利展开,可惜抗战一起这个工作暂时由张子高先生负责了一个简略时期之后便停止了。

    胡先生领导莎士比亚翻译工作的经过,我无庸细说,我在这里公开胡先生的几封信,可以窥见胡先生当初如何热心发动这个工作。原拟五个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经费暂定为五万元。我立刻就动手翻译,拟一年交稿两部。没想到另外四位始终没有动手,于是这工作就落在我一个人头上了。在抗战开始时我完成了八部,四部悲剧四部喜剧,抗战期间又完成了一部历史剧,以后拖拖拉拉三十年终于全集译成。胡先生不是不关心我的翻译,他曾说在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酒会,可惜全集译成开了酒会之时他已逝世了。有一次他从台北乘飞机到美国去开会,临行前他准备带几本书在飞行中阅读。那时候我译的《亨利四世下篇》刚好由明华书局出版不久,他就选了这本书作为他的空中读物的一部分。他说:“我要看看你的译本能不能令我一口气读下去。”胡先生是最讲究文字清楚明白的,我的译文是否够清楚明白,我不敢说,因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有时候也够艰涩的。以后我没得机会就这件事向胡先生请教。

    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另一桩事是胡先生于民国二十三年约我到北京大学去担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义之外,还有所谓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的名义,名誉教授是对某些资深教授的礼遇,固无论矣,所谓研究教授则是胡先生的创意,他想借基金会资助吸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北大,作为生力军,新血轮,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亦相当减少。原有的教授之中也有一些被聘为研究教授的。我在青岛教书,已有四年,原无意他往,青岛山明水秀,民风淳朴,是最宜于长久居住的地方。承胡先生不弃,邀我去北大,同时我的父母也不愿我久在外地,希望我回北平住在一起。离青岛去北平,弃小家庭就大家庭,在我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然而我毕竟去了。只是胡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短期间内能否不负所望实在没有把握。我现在披露胡先生的几封信札,我的用意在说明胡先生主北大文学院时的一番抱负。胡先生的作法不是没有受到讥诮,我记得那一年共阅入学试卷的时候,就有一位年龄与我相若的先生故意地当众高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亦不研究!”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一九六〇年七月美国华盛顿大学得福德基金会之资助在西雅图召开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中国方面出席的人除胡先生外还有钱思亮、毛子水、徐道邻、李先闻、彭明敏和我以及其他几个人。最后一次集会之后,胡先生私下里掏出一张影印的信件给我看。信是英文(中国式的英文)写的,由七八个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员、大学教授、专科校长,是写给华盛顿大学校长欧第嘉德的,内容大致说胡适等人非经学术团体推选,亦未经合法委派,不足以代表我国,而且胡适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大相刺谬,更不足以言我国文化云云。我问胡先生如何应付,他说“给你看看,不要理他。”我觉得最有讽刺性的一件事是,胡先生在台北起行前之预备会中,经公推发表一篇开幕演讲词,胡先生谦逊不遑,他说不知说什么好,请大家提供意见,大家默然。我当时想起胡先生平夙常说他自己不知是专攻哪一门,勉强的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于是我就建议胡先生就中国文化传统作一概述,再阐说其未来。胡先生居然首肯。在正式会议上发表一篇极为精彩的演说。原文是英文,但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日报》有中文翻译,连载三天。题目就是《中国之传统与将来》。译文是胡先生的手笔,抑是由别人翻译,我不知道。此文在教育资料馆《教育文摘》第五卷第七八号《东西文化交流》专辑又转载过一次。恐怕看过的人未必很多。此文也可以说是胡先生晚年自撰全部思想的一篇概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客观的叙述,对中国文化之未来有乐观的展望。无论如何,不能说胡先生是中国传统的叛徒。

    在上海的时候,胡先生编了一本《宋人评话》,亚东出版,好像是六种,其中一种述说海陵王荒淫无道,当然涉及猥亵的描写,不知怎样的就被巡捕房没收了。胡先生很不服气,认为评话是我国小说史中很重要的一环,历代重要典藏均有著录,而且文学作品涉及性的叙说也是寻常事,中外皆然,不足为病。因而他去请教律师郑天锡先生,郑先生说:“没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于是胡先生也就没有抗辩。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我提起这桩小事,说明胡先生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

    忆老舍

    我最初读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未识其人,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语写小说颇为别致。北平土语,像其他主要地区的土语一样,内容很丰富,有的是俏皮话儿、歇后语,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如果运用得当,北平土话可说是非常的生动有趣;如果使用起来不加检点,当然也可能变成为油腔滑调的“耍贫嘴”。以土话入小说本是小说家常用的一种技巧,可使对话格外显得活泼,可使人物性格显得真实凸出。若是一部小说从头到尾,不分对话叙述或描写,一律使用土话,则自《海上花》一类的小说以后并不多见。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说者盖在于此。胡适先生对于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但一般人觉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颇表欢迎。

    抗战后,老舍有一段期间住在北碚,我们时相过从。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常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有风趣。他和老向住在一起,生活当然是很清苦的。在名义上他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分子很复杂,有不少野心分子企图从中操纵把持。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

    有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募款劳军晚会,一连两晚,盛况空前,把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多才多艺,由我出面邀请,会同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这一出戏之前,垫一段对口相声。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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