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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自由的还是机械的？是自主的还是被动的？这是人生哲学里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他和道德的责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你如果说人生是机械的、是被动的，那么人的责任从何而生？既然人生原不自由，他还应该负什么责任？机械是不自由的，所以机械本身就没有责任。风雨仪能预告阴晴，避免危险，是航行上所不可缺少的机器；但是他一旦坏了，你能责备他，说他不负责任吗？
你如果说人生是自由的、是自主的，那么人生下来，能绝对的自由吗？我们知道任何人一生下来，除受物质环境的限制外，还要受人事关系的种种限制。即如他所在的家庭、学校、社会、国家，都能影响他、支配他、约束他，他那里能有绝对自由？大而言之，宇宙间也没有所谓“无法律的自由”（lawless freedom）；不然的话，行星都要互撞起来了，还谈什么人生。
说人生无自由，则人生就不应负责；说人生有自由，则绝对的自由又不可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否有合理的解答，来作人生的标准？
从思想史上看，历来就有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命定论（determinism），谓宇宙和人生都预先有一定的安排，不是人的意志力量所能支配的。这种情形，无论你怎么形容──你说是“神”也好，说是“自然”也好，就说是“机械的自动”也好──人总是被决定了的，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另一种是“自由意志论”（free will）。如哲学家康德，就承认现象的世界（phonomenal world）里，没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又舍不得他珍重的道德责任，不让他无处安放，于是想出了一个超越自然的世界（supernatural world），其中安居了绝对的自由意志。在这超越自然的世界里，人的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合而为一，这就是道德的先天必然性。
普通所谓命定论起源甚早。初民时代就有占星学（astrology），主张人生是受神的主宰；神有绝对的权力，要人怎样就得怎样。这也可称为“神定论”，或是“运定论”（fatalism）。我们在儿时常听到老年人说，天上的星都是代表人的，每人有一颗星，星暗则人倒楣，星坠则人死。大星落于五丈原头，于是诸葛亮归天了。人像棋子，神就是下棋的人，祇能听他摆布。这种观念在中国魏晋六朝时代，颇为盛行。列子是表现这时代思想的一部书，其力命篇有一段道：“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然则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无可奈何。”此处所谓天就是神，也就是命。在同一篇里，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文章，就是“力”和“命”两位的对话：“力谓命曰：‘若之功奂若我哉？’命曰：‘汝奂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这位命陛下的权威真是大极了，力是一点没有用处的。这种观念，支配中国人的思想甚深。其实何祇在中国，在希腊神话、印度哲学、以及许多宗教的经典里，那处不能找到？西洋如此，东方至今尤甚。傅勒尔女士（Mary G.B.Fuller）有一篇文章，叙述她在火车上与几位印度农妇谈话的情形。（见一九二五年九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当她和她们谈到印度女子和婴孩的死亡情形时，她们有的祇叹叹气，有的祇点点头，有的就深信不疑的说：这完全是命运注定的。假如孩子是注定该活的，你就把他掷在石头上，他还是能活；假如他注定祇该活三个月，那一到他讨完债的时候，你再也留他不住。这和中国所谓“讨债鬼”的观念，完全一样。“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不过现在的医生却要打一针强心针，试留一下看。）祸福是神注定的，就是儿女的数目，也是神注定的。这种迷信命运的观念，痛心的是在最近的中国，还有死灰复燃的现象。村夫村妇抱著固有的命定论不必说了。抗战前两年在南京的时候，有几位大学教授身穿西装，对一个王半仙磕头如捣蒜。王半仙传达神的话，教他们避灾，于是其中有一位中途托故借薪弃职，一溜烟跑到昆明。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如此，更有什么话说！
这种粗俗的神定论，太简单了；经不起推敲，也不应当能满足有思想的人的要求。于是在西洋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发达以后，摇身一变为机械的，或是物质的命定论。这命定之权，从神的手里，移到物的手里。这种思想的转变，是无足为怪的，因为牛顿的力学，莱伯尼兹、笛卡儿的数理，和整套古典派的物理学（classical physics）的发展，及其应用在机械方面的成功，太震炫一世了。牛顿三进向的（three dimensional）的宇宙，成了一个机械式的自然程序（physical process）。因果律支配了一切。像是如来佛的手掌，尽管孙悟空十万八千里一个的斤斗云也翻不出来。于是自由意志的学说，受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如哲学家霍布士（Hobbes）就主张我们祇有支配行动的意志（the will to act），却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the will to will）。又如偏向泛神论的哲学家斯宾诺沙（Spinoza）则主张意志不过是精神的自动（spiritual automotion），也就是顺其自然，不知所以的动作（spontaneous motion）。这都是离开自由意志的表现。
但是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有两位思想界的重镇，重行树起自由意志的大纛，为人生道德问题求得适当的解答。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叔本华。叔本华以为意志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他是宇宙人生的原动力，他在一切宇宙人生动作之后，推动这一切的动作。他没有原因，他本身就是原因，人的行为完全受制于这不可测度的意志，所以人生是盲目的，也是不能自主的。他要解脱命定论的悲观，但是他自己却踏入另外一条悲观的路上。康德是接受牛顿力学的宇宙观的，然而他祇是接受和承认他在现象的世界里的权威。（因为当时支配科学的原理，祇以牛顿力学为最高；设如康德知道二十世纪的近代物理学，他的学说是一定会有改变的。）他另外想出一个超越自然的世界来，安放道德的范畴，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在这物质科学称雄的世界里，他三部深刻的“批评”，使人类在无可如何之中，得到一种道德的援助；也使康德成为一百馀年来道德哲学的大师。
黑格尔也是一位不愿意受因果律束缚的哲学家。他创导辩证法的逻辑，断定思想是宇宙的本体。思想是以相反相成的程序、自己发展、自己创造、自己完成的。他用以达到唯心论的推理工具，被他的私淑弟子马克思一借用，却到唯物的结论上去了。黑格尔以思想为宇宙的本体，马克思以生产力（force of production）为人类进化的原则。循著这力量的演进是必然的，人是受他支配的。于是成立了一种新唯物的机械论。虽然这种学说在思想史上没有很高的地位，也经不起严格的批评，但是在社会运动史上却发生很大的力量。
其实这种十九世纪的唯物机械论，何祇马克思一派。在近代机械发达的时候，一般人为之目眩耳聋，五体投地的向机械之神拜倒，甚至于思想界也未能免俗，于是产生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者，要以机械的原理来解释一切。譬如拏人的身体来讲罢。生理学家局部研究他的神经系统、骨干和血管，房髴当电线、钢筋、引水管似的来解释；化学家看他的化合成分，以原子和有机组合来解释；物理学家分析他原子的构成，以电子和质子（proton）来解释；心理学家以感觉、情操、反射弧、和语言习惯来解释；心理分析家以下意识和立必多（libido）的活动来解释；生物学家以基因（gen）和染色素（chromosome）来解释；经济学家以他当作经济人（economic man）来解释；统计学家以他求得中数人（median man）来解释；经过东一分析，西一分析，人的研究是详尽了，但是人却不成其为人了。他们纵然可以把各方面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但是他们不知道整个不是分的总和的道理。整个有整个的特性，生命更有生命的本体。他们对于整个的不断的生命之流，好像能用外科医生动手术的刀剖开和割断似的。他们的热心，简直要把整个的宇宙，塞在实验室的玻璃管子里。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态度，祇是他们便利自己工作的假定，而不是宇宙和人生的本体。
这种的错误，是古典派的物理学遗留下来的，是在三进向的宇宙里，在因果律束缚的宇宙里的产物。把每部分的事物，不问他内在的时间因素，而在分离的空间里，至多在分离的时间与空间里，各个单独的安置。这种的办法：太简单了。近代大数理科学家也是大哲学家怀悌赫德（A.N.Whitehead）称之为“简单的安置”（〝simple location〞）。由于这种错误，遂陷入于将自然强分为两部分的错误（〝bifurcation of nature〞）。唯心唯物以及心物二元论的分立门户，也就是由此而来。那知道二十世纪的近代物理学，早已把三进向的宇宙和这宇宙中的因果观念，一律放弃了！宇宙是无数的“事”（〝events〞）构成的。每件事又是空时集体构成的。以前所谓“空间与时间的集体”（a spatial and temporal unity），现在应为“空时的集体”（a spatial─temporal unity，注意此处联续词“与”字的删除。）“没有无时间的空间，也没有无空间的时间，同样的也没有无充满质或本体的空时。在每一个自然的实体里，上述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他们不是彼此之间祇有外部的关系，而是内心的彼此深入而为一体。”（参看Rudolf Metz：〝A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Philosophy，〞PP：601─602，原文为德文，此系Prof.J.W.Harvey等三人合译本。）所以宇宙是整个的，是不能割断的。强把他分为孤立无依的个体，以为这是因，那是果，某果由某因而产生，便是因果律重大的错误，是不合于宇宙真象的解释。这种把各部分作防疫式隔离的办法，就是怀悌赫德所指出“错置具体性的谬误”（〝The fallaq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这种宇宙的概念，无疑的是由于高度的抽象方式相构成；其似是而非的见解之所由生，乃是误把这种的抽象（abstractions）当作具体的本体（concrete realities）。”他并且认为物质科学所定之能力（energy）的各种方式，如波长、震动，量子与原子核等等，祇是科学的抽象，正如我们所知道我们本身的情操一般。（参看A.N.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此系近代一部伟大精深的哲学名著。）近代物理的观念，既然根本改变，则附丽于以前古典派物理学的机械观，自然根本动摇。这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况且近代分析方法，把“心”分析得都成物的方式，（参看B.Russell：〝Analysis of Mind〞）。同样的方法，也把“物”最终分析为波长、震动，与不可见而祇可算的量子与原子核，反成为心的感觉与概念，（参看B.Russell：〝Analysis of Matter〞）。这真是同极知识探讨之能事。两个极端，居然能达到孔子所谓“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的境地。（此处也可借用B.Bosanquet：〝The Meeting of Extreme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这个名词。）唯心论与唯物论均同病相怜的骑在阑干上，我们又何所爱僧，何所厚薄呢？
深刻的唯物机械论都动摇了，何况马克思所持更为粗糙的唯物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经济史观，也就是经济的命定主义。以经济条件为人类生活重要条件之一，是不可否认的。若是以此来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现象，那就陷入重大的错误。宇宙的生命不是片面的，人类的生命也不是片面的。人类的动机，复杂极了。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固然要吃面包，有面包吃了，也还要做诗、谈恋爱。换过来说，难道做诗恋爱也仅是为面包吗？科学的唯物论者，要想以爱人的一笑，作电子的波动来看待，已经煞风景极了，经济的唯物论者要以这一笑当作换面包的代价，岂不更残酷吗？（读者想必有人看过爱情与面包那本小书。）如以经济条件的充分满足为人生最高的目的，那以前军阀的姨太太有大洋房住、有汽车坐、有好饭吃、有一切的享受，真可谓满足极了。他的生活，岂不是大家追求的理想吗？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对于人生不能祇认识价钱（price）而不认识价值（value）！启发马克思的傅叶巴哈（Feuerbach）有一句格言，更说得有趣。他说：“人吃什么，就是什么”（〝Was mann esst,ist.〞）。难道人吃猪所吃的东西，就成为猪，或是进一步说，就带猪性吗？最好否认唯物史观的例子，莫过于艺术的作品。我有一位朋友，收藏了一堂名人的书册，听说故宫博物院有同样的一堂，于是经过正式的手续，在公开方式之下，拏了去对。果然尺幅、纸张、以及画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祇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真本有精神，而他所藏的无精神，原来这套副本，是当年内廷如意馆的人临的。两个人用同样的纸张，同样的颜料，甚至于颜料的分量都毫厘不差，来画同样的画，但是一个人可以得到“妙手天成”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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