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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从此，他每天快乐的上学，有时请人背去，有时自己爬去，读完一年级，大概年龄大了，了解得多，考了第一名。他父亲奖励他，花了一百元新台币，替他买了一辆小孩子用的两轮车，经他苦练后终于学会了骑车。
他读书非常用功，小学六年都是全班之冠。
小学毕业前，有人说他不能考中学，他的父母也认为无力让他读中学，就叫他跟四兄去学做铅桶，不参加学校举办的课外辅导，他的老师李震霹感到奇怪，找他问明究竟，鼓励他继续读书。
那时他的身高只有九十四公分，考前到口湖乡卫生所检查体格，又遭到难关，医生不肯开及格证书给他，经过文光国校的李龙腾校长各方交涉，才顺利报名参加考试。
幸运的，他考进北港初中，校长苏本煌也对他很爱护。
这时，他读书方面已很顺利，但家庭供给不起他住校的生活费，幸而有两位好心的妇人林月烟和黄烨，先后收留他寄宿，另有一位米商姚日俊，请他当家教，指导二个孩子，使他解决了生活和住宿的费用。
初中毕业后，他又顺利的考进高中，以前帮助他的人，因为他勉力奋斗，仍然助他。
他读高中时，曾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他考上高中，同学因他行动不便，替他代办了注册，因此，很多老师都没有见过他，上课以后。老师避免伤他的自尊，也没有对人说起班上有一个只能爬的学生。有一天，他爬著去上课时，被校长看到了，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召开会议，研究是不是可以收留这个孩子。
会议桌上，该校训导主任郑炳源，基于“有教无类”的教育信条，认为他的功课很好，力争留他在学校，使他又逃过一次难关。
不久，该校来了新校长戴博文，看到他热心向学的精神，非常感动，接洽了台北一家专门制造义肢的徐锦章先生，免费替他装了一双义腿，结束了他二十二年的爬行生活，站立了起来。
他在学业上顺利前进，高中毕业后，虽然考入中兴大学法律系，但却没有钱可以来台北上学，这时他的两个母校──北港省中和文光国校──分别帮忙他。他的家庭，全家最高的只是小学程度，就在他家乡二百多户的村子里，他也只是少数进入大学读书的青年。
因此，他的父兄，也尽量节省来接济他，可是他了解自己的家境，不肯多用家里的钱。到了台北，他一面读书，一面找工作赚钱维持生活。
他当家教，批改作业，代人值夜，各种短期性的工作都做过来了，最近，什么工作都找不著，就来替人看书摊。他就凭著这一点点钱，乐观地，默默地继续奋斗。
进了大学，他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十万多字的稿子，用它时时激励自己。他希望将来在法律方面有点成就，报答社会的爱护。
大学二年级时，他的奋斗精神，受到一个吴姓女同学的敬仰，她不但时时与他一起研究功课，还时时照顾他的生活。
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的女友吴小姐也在旁边，当他谈那些曲折的过去，他与她的眼中都有盈盈的泪光。（联合报）
继钊与我
继钊与我，是在一个夏季里认识的。那时，我们经常在系研究室里看书。有一天，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红著脸儿走过来说：“郑同学，请教一下好吗？”我羞怯的说：“我……我不知道……会不会？”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我曾经多次的偷瞄过她，今天她竟然站在我的眼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幸运”，使我不知所措。她开朗的说：“你太客气了，其实谁不知道你是一位最用功的同学呢？”结果，我“七十铜，八十铁”的说了，她很满意，我却觉得没有好好地“发挥”。日后，她又问我一题“何谓选择之债？”因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恐怕在室内讨论会吵到其他的同学，因此提议到室外，她同意了。于是，我们离开研究室，来到校园外面的树下，坐定后，我便口沫横飞的“盖”将起来，她则频频点头。“盖”完后，我们没有立刻回去，继续聊了一些“题外”话，在这次谈话中我知道她也念法律系，她说：“早在两年前，即高二时，我便知道你了……”我诧异的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呢？”“那时，你不是曾经上过报吗？你的苦学精神，真值得我们效法哩！”我惭愧的说：“那里谈得上什么精神呢？不过是厚脸皮，硬著头皮‘爬’出来罢了。”“郑同学，太谦虚了，其实像你这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青年，谁不钦佩呢？”
想不到两年前的一段“印象”，却能在此结成奇缘，而更妙的是，她的朋友梦玲──我的同班同学，托我帮她们找房子，正好隔壁陈太太的房间空著，于是，她们就搬了进去。搬家那天，继钊是那群“乔迁”的一员。“邂逅”的那霎那，我们真是惊喜交集。从此，我们成为芳邻，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有一次，梦玲请她陪同，来向我借笔记。那时，我正好埋头在写一篇自传──汪洋中的破船，继钊很感兴趣的说：“能不能借我拜阅一下呢？”我说：“恐怕你看不‘懂’吧！因为这些草稿，划了又划，圈了又圈，杂乱无章，而且‘台湾话’很多！”她说：“没关系！没关系！”结果，她将稿纸带走了。过了几天，她又将稿纸抱回来，问她读后有何感想。她笑了笑说：“很动人。可惜……。”原来她懒得看，希望我能讲给她听，越详细越好。于是，我开始回忆我的往事……我一生下来就是战斗、我要与命争、要与贫穷争、要与残缺、寂寞搏斗。虽然皇天不断地劳我筋骨，饿我体肤，但却不能灭减我对生存的意志，征服恶运的雄心。讲到悲伤处她为我落泪，讲到精采处她为我高兴。当她为我泣不成声时，我会安慰她：“阴霾再浓，阳光总有出现的一天，如今我不是和大家一样活著吗？”
这种乐则同乐，悲则同悲的心灵，使我们的友情进步神速。又因故事很长，无法一下子讲完，所以我们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更增长我们的“情苗”。当她听完我的故事时，流著眼泪说：“你太伟大了，在我的心目中，你并没有缺陷，有缺陷的应该是我。”她解释说：“因为我虽有健全的身体，但却没有去发挥它们的功能，有等于没有。与你比较之下，我们的‘健全’是多馀的，是浪费的。”她很诚恳的说：“郑同学，以后如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有一天，我告诉她：“我不但家贫，而且脚又不好，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被我连累，所以你最好……。”“你以为和你在一起的人，都是为了你家的钱吗？”顿了一下又说：“而且外表的缺憾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好好的努力奋斗、独立自强，将来成功了，别人只记著你的伟大，不会想到你的缺陷。”她举了许多例子来鼓励我。如又聋又哑又瞎的每伦凯勒，小儿麻痹的罗斯福，失明的左丘，膑足的孙子，哑巴的贝尔。当我听完她的“金玉良言”时，既惊喜又感动，没出息的眼泪竟在眼眶里滚著。望著她，我发现了灯塔，发现了阳光。
由于我们相处的日子多了，也就招来不少的闲话。有人讽刺我：“你在走桃花运了吧？真没想到，上帝对你这种‘人’还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呢？”“老兄啊！身穷！财穷！志千万不能穷，尤其‘追’女孩子更不能‘穷’。”有的更露骨的说：“别自作多情吧！也不想想自己的德性。”她也受到无数的“劝告”。ｘ同学说：“毕业后，找个理想的对象不难，为何要跟一个有缺陷的人在一起呢？”她却告诉劝她的人说：“观察一个人，不能单凭外表来论断。或许你们尚未了解他，所以不知他强人的一面。”她更动人的一句是──“只要能够协助他成功，我愿牺牲我自己。”当我从梦玲口中听到这句话时，我哭了。
我们的交往愈来愈密，我们一起研读，一起郊游。平路我用脚踏车载她，遇到斜坡路她就跳下来帮我推车。她扶我走崎岖的山路，扶我走高低不平的石阶，替我解决一切困难。她帮我洗衣服，缝钮扣，并且牺牲暑假的休息去参加工读，不辞劳苦地从合江街到安坑国小代课，将所得的钱，悉数资助我。为了使我英文进步，她鼓励我去美尔顿补习，缴不出补习费时，就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提一部份来帮忙我。为了使我的生活惬意，文章进步，她极力鼓励我投稿。每当我有事情要办时，不管是接洽报名、成绩单、奖学金等，都由她来当跑腿，有些人固然很激赏她的“友爱”“服务精神”，有些人却故意为难她，讽刺她说：“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要替他做事呢？为什么不叫他自己来呢？”为了我，往往使她吃尽闲气，羞辱与折磨。但每当我向她道谢时，她又总是说：“能帮忙一位值得帮忙的同学，可说是人生的极乐，也是我的荣幸。”一同吃饭时，她都替我端汤，盛饭。雨天，她会撑伞来“带”我回家。没有一样事情不为我设想周到的。
然而正当我们沉迷在爱的蜜汁里时，她的父亲知道了，立刻来了一封限时信，要继钊离开我，免得将来大家不愉快。同时也有一位曾“追”过她的“表哥”来恐吓我，不许我再同他的表妹来往，否则他要整我。他说：“真不知量力，也不想想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体，谁愿把女儿嫁给你呢？”是的，依客观的条件来说，我是不敢奢想娶她的。然而，我们相处已经三年多了，大家都已付出相当深厚的感情，怎能分离呢？她一方面不能不顾残酷的现实，不顾父母的警告；另一面又不能不为我著想，为自己的感情著想。这种左右为难的思想，日夜折磨著她、煎熬著她、刺激著她，使她矛盾、难耐，有时她真的狠下心来，避不见我，藉著种种的方法来忘掉过去。可是每当经过我住的地方看到我那扇熟悉的红门，发现我痴痴地等她归来，或听完梦玲数说我的沮丧、悲痛时，她又肝肠寸断，发誓要战胜环境。
就在期终考的前几天，继钊失踪了，找遍了学校，找遍了她亲戚家，都未发现她的芳踪。当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前途、学业、爱情都完了。难道这会是上天的恶作剧，祂真的有意安排我走进发疯的道路吗？
期终考完后，我乘著南下的火车，不顾一切后果的冲进她家。原来她是支持不了那种种的打击而“逃”回家的。她一再哭诉父母：“唯有和他在一起，才有生存下去的勇气。”可是父母为了儿女的将来著想，考虑得太多了，他们一再强调：“嫁给一个残脚的人，一定会受到数不尽的折磨，数不尽的揶揄。”然而由于她意志的坚决，利用种种的方法甚至以死来说服、哀求。举出我许多往事来证明“他和常人一样”，并强调我强人的毅力，气质。加上我一再保证“一定要使继钊过得比别人美满、愉快的生活。”
终于，他们心软了，含著泪抱著继钊痛哭一场。哭过一阵子后说：“你们结婚可以，不过要有一个条件，聘金十万。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当我讲出这个数目时。大家都咋舌。有些人还笑我没出息：“娶一个太太还要付那么多钱，简直是要你的命么。”是的，十万块在我来说是我的致命伤。这天文数字曾让我辗转难眠。但我告诉讥笑我的人：“今天我并非要娶一个‘太太’，要是要娶一个单纯的太太的话，我可以毫不考虑的拒绝。然而，我娶的是继钊，是娶一位为我牺牲一切的继钊。她──一位女孩儿家，肯为我，能为我承担这么许多苦，我如果没有勇气胜过这个‘挑战’，难道还算是男子汉吗？”为了她，不要说是十万块，就是一百万，一千万我都肯答应。所以我毫不犹疑的接受了这个考验。
何处是归程
毕业虽带给我欣喜，带给我兴奋，然而比欣喜、兴奋更强烈的是对前途的忧郁。“世路崎岖，人海辽阔，扬帆待发。”竟要我这艘破船驶向何方？
我曾计划继续深造，然而那庞大的学费感到棘手，我也曾想到法院当名法官或律师，然而对那高考却不免生畏，僧多粥少，那有“破船”的份。有时曾想到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实习，见识见识，然而除了对八百元的待遇愤慨外，更对那些黑吃黑的社会感到厌恶。我更想在台北市某一私人公司干一干，然而这广大的“大台北”却容不下我这艘“破船”。碰钉，吃闭门羹，层层折磨后，我的热忱冷却了，抱负退缩了。因此，当骊歌声起，我哭了，毕业竟是失业的开始。踏出校门，我徬徨惊恐。停下脚步，坐在校门旁边的石阶上，望望巍峨的校舍。在这里我曾躺在草地上，梦过，也曾躲在教室的一角吼过、哭过。以前曾为它老逼我缴学费，使我胼手胝足，遍体鳞伤感到厌烦。如今却因它的可爱、温暖，使我幸福、长大而不忍离去。
校园内充满著穿学士服的同学，正在那儿装模作样，摄影者正用他的灵感，捕捉那永恒的回忆。我是孤独的，虽然过去，我与她亦曾双双对对过，然而毕业的前几天，当我向她求婚时，她把一切决定权推给她的父母。因此在毕业的这个日子，我孤单，寂寞，事业没有，学业结束，婚姻趋于冰点，前途茫茫，何处能容下我呢？
有人说：人在最痛苦，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必定会想到他的“本”。是的，正在走投无路，到处碰壁的情况下，我不能再坚持“男儿志在四方”了，所以我想回到那偏僻、贫困、沿海的家乡去服务。
当我决定走教育这条路时，许多朋友都劝我，同时提供许许多多“不适合”“要站”“要活动”甚至“不能当”的“宝贵资料”。我亦曾受到这些顾虑而辗转难眠，如果连老师都不能当的话，那么我要怎么办呢？同学说的也是，做老师要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教书的时候，必须站著，我的义肢是否能承担得住？我的体力是否够支持呢？升降旗，大风起兮，会不会将我刮倒呢？越想越惶恐。然而我重新站了起来，握紧拳头，挺起胸膛，乐观的步出校门。朝著直达中南部的火车走去。
我爱“口中”
由于北高戴校长的推荐以及“口中”廖校长的协助，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故乡任教。
故乡，虽然给我打击无数，刺激无数，甚至以残酷的现实，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它是可爱的，它是温暖的，这里有我的爸妈，兄弟姊妹，这里有我的亲戚朋友。这里更有无数鼓励过我，关心过我，帮忙过我的人。虽然这里有强烈的风沙，这里有炎热的太阳，没有柏油路，没有像样的楼房，甚至没有大商店，但我不怕，因为我就是在狂风暴雨中长大的，我就是在没有物质享受的岁月里度过的。我只享受著这里的人情味，享受著这里诗样的生活。尤其在口中，这里有和我一样贫穷一样吃苦的学生，有和我一样赤脚，带地瓜签上学的儿童。这里尚有孜孜不倦，和和睦睦，亲爱精诚的同事，及脚踏实地，平易近人的校长。虽然我曾受过部份学生的轻视，骂我“跛脚”，本可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但他们是无知的，未成熟的，可怜的，只有把这种“过错”推给自己，没有把“礼节”教好。虽是这样，但我所受的鼓励，帮助，尊敬却远超过这些好几倍，不管同事间，朋友间，我经常得到他（她）们的鼓励、帮忙。他们常自动的替我解决难题，有远行的时候，他们会用车载我去。爬阶梯，遇斜坡的时候，他们会扶我上上下下，主管也给予多方的便利，同学们更是对我百般协助。曾在一串有洪水的日子，同学们都成群结队的为我推车子涉深水，女生们也经常来帮我汲水，洗衣服，在路上遇到我拿著较重的东西时，他们都会抢著帮我拿。往往我会被他（她）们的举动，感激的掉下泪来。
以前所担忧的一切，自此才证明完全是多馀的，因为我不但可以站，而且一天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仍然不会感到疲惫。放学后，我仍然可以和那群灵活活泼泼的学生们打桌球，打棒球，甚至玩篮球、排球。每当夕阳西下，就有一大群的学生们围在我的身旁。吵著要我讲述过去的往事，讲述一些他们认为好笑的生活点滴，星期假日，他（她）们都喜欢约我骑车到海滨玩。有一次因为沙滩太软，鞋子容易下陷，于是，我被一群同学们抬著走。我自信，我是最幸福的，虽然我有别人所恶的双脚，但却有比别人幸福的感觉。
第二年，我太太又蒙廖校长的器重，也加入口中的行列。自此，我对口中更为喜欢了，因为我们夫妻能够在此“夫唱妇随”“晨昏照顾”，偶而我们携手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读书研究在一起；欢笑畅游在一起。没有悲伤，没有不如意。早晨，我们沿著田间小路，去捕捉清凉，捕捉山影的美丽。傍晚倚偎在水圳上，欣赏著落日，诗意。
故乡就是有这么许许多多的人情味、吸引力。因此，有一次，当我到校外演讲时，有位校长邀我“搬”到他的学校去。当时我毫不加思索的“谢绝了！”因为我爱故乡，我爱口中。
结婚
未结婚前，结婚在我的想像中是一个遥远遥远，渺茫无际的名词，因为一般都说：“像他这个模样，走路地上爬，清寒至极，谁敢嫁给他呢？”连我家人也一样，对我的“结婚”伤透了脑筋，兄弟们都说：“除了当和尚外，别无他图了。”爸爸妈妈曾想拼老命，将田地卖掉，到山地去买个“姑娘”。可是，我想通了，自己肚子都填不饱了，还要一个“姑娘”来受罪，于心何忍呢？反正这社会又不是没有光棍，又不是没有“独身主义”者。
说实在的，高中以前，我连作梦都不敢梦到“结婚”。但当我大一时，我和一位故乡的姑娘邂逅了，我们不久就谈得很投机，别人都说，我们在“恋爱”了。因此，我受到许多人的“羡慕”，也受到许多人的“讥笑”。他（她）们笑我不自量力，家贫身残还要同人家“恋爱”。那时，最高兴，最得意的要算是我的父母与兄弟了，哥哥们经常打听我：“发展”到何种“程度”，如果一“成熟”就先“订婚”，五哥还常说：如要订婚！我的戒子随时可以拿去“用”。爸妈更是笑脸常开，好像即将释下重担似的。
然而，世事多乖，我们连“正题”都未提起半个字儿，便谣言四起搞得满城风雨。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反对我们的交往，警告她说：“如果再跟那位跛脚的来往，你就永远别再回来，否则就打断你的狗腿。”这晴天里的霹雳来得太早了，我抱头痛哭，这命运所给我的一切不太残忍了吗？难道我连寻找另一半的权利都没有吗？然而为了使她尽孝道，使她父女和好，我只好承担一切的痛苦，带著破碎的心，离开了她。人世间，因福得祸者有之，因祸得福者亦有之。当我离开她后认识了妻（继钊），我们更谈得来、更投机、更相爱。终于比梦更美、更动人的日子来临了，当她的父母同意我们结婚时，我是何等的快乐呢？
我永远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她的亲戚分别由屏东、台南赶来。为了使她们方便，为了使婚礼隆重，我们的洞房就设在嘉义永兴大旅社，宴席设在嘉宾阁。
那天中午当我去做“新郎头”时，妹妹来叫我说是旅社那边有一大群记者在找我。当我步入旅社时，果直一群记者拥过来，大家向我道贺后，有的递名片，有的自我介绍，一时真是热闹非常。他们请我坐下来，谈谈我们的恋爱经过，谈谈我的奋斗史以及“今天”的感想。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不平凡的奋斗与不平凡的恋爱。”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的问这问那。我笑著，兴奋著，一遍又一遍的讲述我的“故事”。后来中国电视台的记者周钟霖先生也匆匆忙忙的走过来，他要我坐在床上“亮相”，他听完我的故事后，竟为我流下了眼泪。听说，他也是一位苦学出身的，怪不得较容易同情“苦难人”。他的结论是：“今天，要是我是你的叔叔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甚至会花更多钱，更隆重的来为你们办这件喜事。”临走时，他握著我的手：“朋友，继续奋斗吧！我们愿期待你更灿烂的明天。”
傍晚！我们挽著手去向她的亲人告别。然后，坐进豪华的“新娘车”。在乐队的吹奏下，我们驶过最热闹的市区，并在圆环绕了好几圈，然后才驶进嘉宾阁。我们挽著手，幸福的、亲密的，步向结婚礼堂！早就莅临的电视记者们不断地向我们照过来，亮且热的萤光灯以及记者们此起彼落的镁光灯，照得我们眼花撩乱。两旁亲友们的掌声、炮声、奏乐声、几乎震破屋瓦。我看到老母亲杂在人群中，立刻趋向前去，叫了一声“妈”，她含著泪以粗糙的手摸了一下我的面颊说：“妈妈实在太高兴了。”当时要不是大家都在看著我们，我定会投入母亲的怀抱的。走近台前聆听证婚人──戴博文校长的祝词。记者们仍然不断地照著。
今天参加的人，都是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人。其中有四年级的级任老师李守孔夫妇。北港姚日俊夫妇，戴校长夫妇，还有徐锦章夫妇，庄信雄夫妇，雪丽母女，以及其他老师、同学，而最难得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的侨生也来了。我曾受到他们夫妇许许多多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帮忙。会场中最活跃的要算是我的胖叔叔郑偕的了，他很是高兴的陪著大家喝酒。他！别看他胖嘟嘟的，现在可能有百万家产呢！未成功前，他是最落魄的：他制过烟，做过酒，卷过丝线，养过牛，栽过洋菇……。虽然失败又失败，却从不退缩，从不灰心。终于在嘉义首创矿油提炼厂。这次婚礼可以说全由他包办的。
洞房花烛夜，我抱著新娘流泪了。但这不是悲伤而是兴奋。想不到一个地上爬的穷人，想不到一位自小受尽苦难，折磨的残者，竟然有这么一天──结婚了，而所结婚的对象，竟是一位大学毕业的江西小姐。啊！当新娘拭干我的泪水时，我幸福的微笑了。
一则小故事
婚后，我们乘车回到屏东娘家，除了饱受厚待外，还听到一则故事。
有一天，当我坐在岳父的面前时，他告诉我，他与这个家的故事。继钊的祖父，是江西望族，除了江西外，四川还有田地、商店，其财产之多连他本身也估计不来，所以当地人都称他为“财神爷”。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继钊在重庆出生，因天气奇寒，冰天雪地冻得她全身发黑，岳母穿著大皮衣裹住他，连续了三天三夜，才使她恢复正常。八月，赤祸蔓延至重庆，他们不得不背著弱女跟著国军辗转逃难。
到台湾后，住了一年的台北大旅社。因为初到台湾，他们带了许多钱。后来迁到屏东来，尚未来得及把行李拆开，便遭小偷光顾，偷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身上所穿的衣物。这种由巨富跌进赤贫，就等于从天堂掉到地狱一样。他们悲伤！愤怒！这是谁所造成的？这是谁所给予的？
为了生活，为了子女，为了回故乡，他们只好自强，只好把这变异置之度外，携手合作，共同撑持这个面临破灭的家。虽然两人在大陆上都是“少爷”“千金”，然而，此时又不得不去做仆人，下女的工作。这种“突变”使他们苍老、生病。长期的忧郁苦干下，岳父得了胃溃疡，岳母也得了肋膜炎。两老“以气相湿濡”“断肠人安慰断肠人”，当时继钊最大，但也不过是八、九岁，其他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弟妹呢？所以，岳父服务的单位，曾经有人呼吁救济，但被他坚决地婉拒了，岳母躺在病床上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一般人都断定她会死的，想不到吉人天相，在最贫困的时候，由当地卫生所多方的协助，后来竟痊愈了。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流泪了，想不到她们竟也有过如此的悲惨遭遇。
临别前夕，岳母把那包聘金，原封不动的退给我，微笑的说：“我们只是考验你而已，想不到你竟然有这种勇气与抱负，拿去吧！”我太感动了，马上从里面抽出两叠：“这些是要孝敬您们的，请别客气。”岳父岳母几乎同时说：“现在还早，等以后再说吧。”是的，以后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孝敬两位可敬的老人家。
吾女至玉
至玉出生前，我曾不止千百次的烦恼，因为我一再为自己的遗传性发生困惑。
有一堂讲到与遗传有关的课程时，我硬著头皮，举手起来问：“老师！我……我会遗传吗？”老师露出白牙笑著说：“可能不会吧！”他的话是不肯定的，可能不会，当然也包括“可能会”的成份。
要是会遗传，那么苍天真是要丧我了，难道我所受的侮辱、作弄、耻笑、欺侮、折磨还不够？还要再令我的后代“继承”这种“十字架”？我悲观了，如果证实会遗传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宁愿独挑这种揶揄。
当我疑惑这问题时，母亲一再地保证“不可能”。她的理由是：“如果你生下来的孩子会畸形的话，那么，我与你爸爸也应该有一个畸形才对，也就是说，正常的人不一定生正常的孩子，畸形的人也不一定生畸形的孩子。”尽管母亲一再的安慰我，但仍然不能释怀。每当看到妻鼓起的肚子时，我就想到“脚”的遗传。我曾买过几本有关遗传的书，可是，由于不是专家，“术语”与“实例”仍然不能“相及”，最后还是一样悲哀，难过。我自己也相信，可能会遗传，因为我认为生物的演变，乃是先天的突变与后天的进化交替的结果。
所以，我的心情随著孩子的出世，一天比一天惊喜，一天比一天焦虑。终于产期届至，我陪她到省立医院，那天正好是一月一日，大家都放假去了，只剩下几位值日的护士，所以任她痛得死去活来。看到她那种“最高级的痛苦”，使人既不忍心又感慨。母亲正好也在我的身边。想到母亲生我时，必定也是如此吧？那么，一位母亲为了生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一场苦斗。顺利了，生个“孝”或“不孝”的子女；失败了，只好以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天下不孝的子女，我倒建议让他（她）到“产房”去看看，听听母亲为我们的哀号，也看看她们为我们所流的“血”“汗”“泪”。然后，再看看她们对婴儿微笑，听听她们低沉、温柔甜蜜的“儿语”。
她被母亲扶进“产房”，我坐在门口倾听著，想著：我就要当“爸爸”了！我高兴得想跳起来。可是，如果生下来，脚像我要怎么办？怎么办呢？突然“产房”传来一声最美丽，最动人，最宏亮，最可爱的哭声。我站了起来，等待著他的光临，玻璃门打开了，妈妈从里面出来，我迫不及待的问：“脚怎么样？”“四肢健全。”啊！我实在太高兴了。当时的喜悦，简直无法用笔来形容。
至玉就这样来到我的家。
至玉的来临，带给我无限的欣慰。她像是“犛牛之子”。我爱她超过我自己，虽然她长得不像我，像继钊，但个性却有点像我──倔强、害羞。
她现在才一岁半而已，但一举一动有时却比我兄弟那些三、四岁的小孩还要聪明可爱。她七、八个月就会吃龙眼，而且肉吃完，核子尚知吐出来。因此家人都称她为“吃王”，除了“吃”外，她还会“舞”，一听到弟弟的吉他，或其他的音乐，就会手“摇”脚“踢”。在电视机前面更是活泼，她会学著明星转身子，虽然还不会讲话，却会咿呀咿呀地跟著歌星唱。
因为我们都在外做事，至玉就交给母亲来照顾。我们一回家，妈妈就口沫横飞的数说她的种种。听说有一次，妈妈病了，蹲在地上呕吐，她看到了，便一边哭一边拉母亲起来，见母亲流泪，还会用小手指去“划”干。爸爸也说，至玉真是个奇才，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尚未看过一个小孩子这么聪明。
她著实很懂事，好像知道我是“异人”似的，每当我回家时，她就跑过来抱著我的“脚”摸一摸，有时还会拿小圆椅子放在我身旁，然后拉著我的手要我坐下。第一次看到这种动作时，我感动得紧抱著她，流下激动的眼泪。她也很慷慨，只要她手上有东西，只要她周围有人，定会把手上的东西，一个一个分给大家。因为我们家是个大杂院，孩子特别多，看到她跑过来，跑过去的分零食给比她大的孩子吃，我与妻欣慰地笑了。
啊！吾女至玉！一位未满两岁的孩子，我能希望她做什么事呢？在此只寄望她将来，以其爱心去爱她的民族，爱她的同胞。因为我曾受到广大人群的爱，也希望她去爱广大的人群。
潘厅长的召见
说来我也够幸福的，到处受到温情、鼓励与安慰。当高中毕业的时候，报纸曾大大地鼓舞著我，使我受到广大社会的帮忙与协助，甚至当时的教育厅长也曾以书面在中华日报表示：“对郑丰喜的这种苦学精神，甚表欣慰，祝福他此次联考能够顺利录取，日后如有困难，我们愿尽力去帮助他。”
在我二年级上学期时，突然接到学校当局的通知，要我填表，领取由特种教育基金委员会所拨放的奖学金一千元。从此以后，每学期不少，直到毕业为止，我就靠著这些奖学金来完成学业。所以在找到工作，安定下来的时候，我想到了他──伟大、仁慈的厅长，本来想直接去拜谒他，但自感身分卑微，不敢冒昧，只好写一封信，向厅长致最高的谢意。想不到信寄出不久，立即接到特教会蔡明悌先生的来信，谓：“奉交下……拟亲自到贵府拜访慰问，请示路程车班与时间。”我太激动了，金钱上的帮助，已经没齿难忘了，尚派人要来慰问我，像这种厚待怎么敢当呢？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蔡先生来的时候，正巧我与妻回屏东娘家去了，使他扑个空，怅然而归。回去后，来信说：“有空再来。”然而不久他病倒了，入院开刀。知道这消息后，我为他难过，也感到抱歉。于是，我同内人赶到台中去，好不容易上楼，找到了特教会。可惜，蔡先生出差去了，在惆怅的当儿，里面的小姐问：“找他何事？”我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她很热心的说：“那你可以直接去谒见厅长嘛！”
当我们在厅长室的几位人员招待之下，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厅长的接见，因为他那时正在会客室与一群外国人谈话。有位年轻人拿了一张便条，请我写下来见厅长的动机与其他。不久，那群外宾出来了，年轻人将我的“便条”递给厅长。我们夫妻俩就在他的指引下，心跳的走进厅长室，潘厅长笑容可掬的请我们坐下，因为我们从未见过“大人物”，所以不敢太接近，只坐在沙发椅的最旁边，厅长却和蔼的说：“坐过来！坐过来！”他的垂爱，他的关怀，使我们内心的恐惧消失了。因此，我们有说有笑。他是幽默的、是开朗的，对我们是仁慈的、博爱的。听完我的故事时，频频点头，并且一再地夸奖：“不简单，了不起。”后来，他微笑地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呢？”当我陈述著我们过去“相识”的经过时，他很是感动，并且极力称赞她的“伟大、不平凡”。他曾经问起我的家，我的学校，我的生活点滴，他没有官架子，更没有官腔，简直就像家人话家常，以致在他面前，我们轻松、愉快、无所不谈。
在约一点锺的谈话中，他三次同我握手。第一次是，当我们进去时握手表示“欢迎”，第二次是，听完我的求学经过，握手表示：“别灰心，别向环境低头，成功就在眼前了。”第三次是，将离别时，握手表示：“别后，希望你更加努力，对教育作更大的贡献。并预祝成功！如意！”当我蹑脚走那滑溜溜的地板时，他在身边一直扶著我，这种举动使我终身难忘。走出会客室，那年轻人及部份工作人员都站起来送行，他还帮我提行李。临走时，厅长告诉我们，以后如遇到困难，可以写信跟他联络，只要可能，他愿替我们解决一切。当我们走出走廊，他还站在门口吩咐道：“下楼梯要小心点。”于是，我与内人，带著满怀的喜悦、欢畅与感激离开了最富人情味的教育厅，最令人崇敬的厅长。
演讲
ｘ月ｘ日。忽然接到北港高中戴校长的一封信，信上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北高第十九届的创校纪念日，假依仁堂举行纪念大会。希台端能出席大会，报告你的奋斗简史，以鼓励在学同学及时努力读书……。”看完信后，我兴奋、激动、欣喜、惶恐，一股复杂的情绪萦回脑际。国小时代的“演讲比赛”又浮在我的记忆里，创痛、悲愤，已成过去。现在我要上台“演讲”了，怎不令人兴奋呢？尤其我一再地梦想著，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位演说家，希望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我的经验、我的思想。犹记过去，我总爱“站”在桌旁，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学习老师或大人物讲话。想不到现在，竟要像“大人”一样地站在大众面前讲话，这种突如其来的消息，怎不让我雀跃以及心跳呢？
记得家长会会长陈先生说完后，戴校长站在麦克风前说：“今天，我们特地请到我们的校友郑丰喜同学。他可以说是我们创校以来奋斗成功的第一人，现在就请他为我们讲述一下他的奋斗经过吧……。”此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我有点怯场，很不自然地走近台前：“我最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此话一出，台下掌声四起，笑声纷纷。我开始“话家常”了。从出生到流浪，从流浪到再流浪。还有田间生活──忍著寒风吹打，烈日熏烤；光著身子到处捡燃料，吊著竹篮捡花生、捡田螺、抛著篮子捡地瓜。爬著汲水，捕蝗虫。以及四处张罗学费缴房租，避房东，再挣扎。最后谈到了我的现况──结婚、任教。此其间，有好几段是用吼的、用叫的，也有好几段是呜咽著讲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情绪激昂，语无伦次，不知是否“流利”。但我看到男同学大部份都红著眼眶，女同学也频频拭泪，而最使我惊讶的是：连戴校长也落泪了。
我在这次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多少年来，上苍不断地用贫困、残疾、交迫来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但它最多只能给我暂时的挨饿、受冻。深信它考验不倒我！折磨不死我！为了生存！为了人性的尊严！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握著拳头！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勇敢地、乐观地，接受上苍所给予的一切挑战。”
最后，我要同学们以他（她）们的身体、家庭、环境来和我比较，要求他（她）们，充分发挥上苍所赋予他（她）们的优越条件，好为多难的家邦造福。
下台后，掌声历久不衰。林蔡议员（现为监委）握住我的手说：“此次，你对他（她）们的鼓励实在太大了。”走出礼堂，有位与会的校长告诉我：“搬到北港来吧？”当我带著满怀的喜悦、轻松离开北高时，尚有一群学生们站在校门口目送。
此次的演讲，是我第一次的演讲，也将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演讲。
徐督学的鼓励
徐督学是一位仁慈、和蔼、廉洁、平实的教育家。记得六十一年度的上学期末吧！学校上上下下都在传言，省督学要来。于是大家不免紧张一番，其实徐督学并非如一般所想像的“毒蛇”那么可怕，他来了，带给口中一场热闹。那时，因为我没有住老远的地方，是专任教员，所以上完课以后，就回家煮饭去了。当我在井边洗米时，本校蔡组长从老远的地方就喊著：“老郑！老郑！”“什么事？”他报告说：“听校长讲徐督学很关怀你，他想看看你，所以校长要我来……。”听到这消息后，我兴奋得眉开眼笑，徐督学为什么会知道我呢？他是听厅长谈起？或留心报纸？还是校长告诉他的？抑或在阅览资料发现的？不管那一样我都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让我感到荣幸，感到兴奋。回到学校，校长正在中廊等候，见了我，愉快的说：“徐督学想见见你，你同我上楼去吧！”来到校长室，徐督学见了我，站了起来。校长介绍说：“这位就是郑老师。”他握著我的手：“辛苦了！辛苦了！近来好吗？”听到他这么一问候，感动得几乎讲不出话来。他示意我坐下，笑容可掬的问：“你住在那里？”“家里生活如何？”“爸爸妈妈都健康吗？有没有孩子呢？”我说：“有一个。”“男的还是女的？”“是女孩。”“放在这里吗？”“放在家里，给我母亲照顾。”“那你们轻松多了，要照顾一个小孩，须要花很多的工夫，晚上还得起来忙……。”“是是是”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又关心的问：“你兄弟多不多？父母和谁住在一起生活呢？”我告诉他说：“兄弟很多，有七个，爸妈现在与我们一起生活。”他奇怪的问：“兄弟那么多，为什么父母要你来奉养呢？”我笑笑说：“因为现在我的经济比他们好点！而且他们为我所花的心血也比其他的兄弟多，所以我乐意这样做。”他点点头说：“是的，现在你们两位都能赚钱，比他们耕田的要好得多。”最后，他再度握住我的手：“但愿你继续努力、奋斗。祝福你进步，成功！”临走时他问：“上下楼梯没问题吧！”唉！一位毫无半点架子。毫无半句官腔的督学，平易近人的风范，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第二学期，他又莅临本校，这次他来时，我正好在教同学们“作文”，他走过窗口时，向我挥手致意，仍是那么和蔼可亲。当天降旗典礼，他上台去讲话。他说：“你们每位同学，对‘决心’一定有特别的体认，为什么呢？”他继续说下去：“今天我在北高。戴校长问我，放一段录音带给我听好不好？他说这段录音带对学生的管教很有帮助。因为他们曾经放这段录音给一位犯了错的同学听，结果，他惭愧的流泪了。向校长表示澈底的忏悔。他还告诉我，这段录音带是由他们北高第九届毕业校友，也就是正在贵校执教的郑丰喜老师所讲的。在此我因时间的关系，不必重复。相信你们对他都比我更了解，我在此只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位的身体都比他好，你们的家庭环境比郑老师富有，你们的条件也比郑老师优越。那么郑老师能有今天的成就，你们一定也能，甚至还要超过他才对。”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的“教育”演说。因为这是出自徐督学心底里的话，是他有感而发的。我也没有这样激动过，徐督学的每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里。我激动、我兴奋、我注视著徐督学，眼睛湿润了，学生们以尊敬、钦慕的目光投向这边。我握著拳头：“这只是开始，我的前途尚遥远，但我有信心继续奋斗下去。”
徐督学回去后，听同事说，他到四湖也曾把我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的话，虽非当面夸赞我，但这种鼓励，比任何方式还有作用，我一定会努力下去的。
不久，一件更令我兴奋的消息发生了。有一个升旗后的日子，校长走过来告诉我：“徐督学要我转达他的意思，他希望你能将过去的奋斗史，写成一部书，他愿意替你呈给上级，以便教育更广大的社会。”
自从听到这消息以后，我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徐督学不择细流，有意提携我。以这既贫且残的身分，竟能得到上级的帮助，怎不令人兴奋呢？而惶恐的是：像我这样的文章──生涩、幼稚，像我这样的环境──苦多于乐，只赚取他人的泪水，不赋予他人的欢笑，有人要看吗？如果对社会不能尽一点微薄之力，那不是辜负了徐督学、戴校长、廖校长以及所有关心过我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