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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地感觉到某人在某境中哀如何哀,乐如何乐,就必须把它所伴的具体情境烘托出来。因此,言情尝须假道于叙事状物。美学家谈表现,以为情感须与意象融合,就因为这个道理。诗经里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宛在水中央。”所写的是一些事物,一种情境,而所表现的却是一种情致。那种情致本身不能直接叙述或描绘,必须藉“蒹葭”“白露”“伊人”“水”一些具体的意象所组成的具体的情境才可表现出来。

    在文学所用的四类材料之中,理最为抽象。它无形无声无臭亦无味触,不能由感官直接感触,只能用理智领悟。纯文学必为具体的有个性的表现,所以想把说理文抬举到纯文学的地位,颇不容易。理愈高深就愈抽象,也就愈难为一般人了解欣赏。像洪范、中庸、道德经、墨子的经及经说、佛典中的论、康德的纯理批判、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类典籍陈义非不高深,行文却极抽象,不免使读者望而生畏。世间有许多高深的思想都埋没在艰晦的文字里,对于文学与文化都是很大的损失。有些思想家知道这一点,虽写说理文,也极力求其和文学作品一样具体。古代的柏拉图和庄子,近代的柏格荪和哲姆士,都是好例。他们通常用两种方法。一是多举例证,拿具体的个别事件说明抽象的普遍原理,有如律师辩护,博引有关事实,使听者觉其证据确凿可凭,为之动听。一是多用譬喻,理有非直说可明者,即用类似的具体事物来打比。“人相忘乎道术”颇不易懂,“鱼相忘乎江湖”却是众人皆知的。庄子多用寓言,寓言多是譬喻。战国策所记载的当时游说之士的言辞,也大半能以譬喻说理见长。最有名的是“画蛇添足”,“鹬蚌相争”,“狐假虎威”几段故事。区区数语在当时外交政治上曾发生极大的影响。战国时言谈的风气很盛,而譬喻是言谈达到目的所必由之径。刘向说苑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

    “梁惠王问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若弹,则喻乎?’王曰:“未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这段话可以见出当时譬喻的流行,也把譬喻的道理说得极清楚!“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文学要用具体的意象说出抽象的道理,功用也是如此。

    从梁惠王不欢喜譬喻一件事实看,我们可以知道譬喻要多说话,尽管是最有效的办法,却不是最简截的办法。分明只有一个道理,不直接说出,却要找一个陪衬来把它烘托出来,不免是绕弯子。但是人类心智都要由具体达到抽象,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大凡具体的写法都比抽象的写法较费笔墨,不独譬喻如此。抽象的写法有如记总帐,画轮廓,悬牌宣布戏单;具体的写法有如陈列帐上所记的货物,填颜色画出整个形体,生旦净丑穿上全副戏装出台扮演。前者虽简赅而不免空洞,后者有时须不避繁琐才能生动逼真。文学在能简赅而又生动时,取简赅;在简赅而不能生动时,则无宁取生动。这个道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穀梁传成公元年有一条记载:

    “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

    这段文字的重复是有意的,重复才能著重当时情境的滑稽。刘知几在史通里嫌它太繁,主张在“齐使秃者御秃者”句下只用“各以其类逆”一句总括其馀。这就是把具体的改成抽象的,虽较简赅,却没有原文的生动和幽默。大约理智胜于想像的人对于文学中画境和剧情都不很能欣赏,而且嫌它琐细。这就无异于说他们的文学欣赏力薄弱。

    具体的写法也不一定就要繁琐。繁简各有时宜,只要能活跃有生气,都不失其为具体。作文如绘画,有用工笔画法的,把眼前情景和盘托出,巨细不遗,求于精致周密处擅长;也有用大笔头画法的,寥寥数笔就可以把整个性格或情境暗示出来,使读者觉得它“言有尽而意无穷。”就常例说,作品的艺术价值愈高,就愈有含蓄。含蓄的秘诀在于繁复情境中精选少数最富于个性与暗示性的节目,把它们融化成一完整形相,让读者凭这少数节目做想像的踏脚石,低徊玩索,举一反三。著墨愈少,读者想像的范围愈大,意味也就愈深永。这道理在第一流史诗、戏剧和小说里都可以看出。荷马描写海伦的美,只叙述屈罗国一般元老见到她如何惊叹,是一个最有名的实例。

    要写得具体,也并非堆砌具体意象就可以了事。貌似具体的作品还可以说是太“抽象”,因为它陈腐肤泛空洞。广告商标的图画非无具体意象,可是从艺术眼光看,我们不能说它具体,它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和生气。作文使用意象,颇非易事。我们脑中积著许多陈腐词藻,一动笔就都踊挤上来。一提到美人就是桃面柳眉,一提到变化无常就是浮云流水、桑田沧海。写恋爱老是那一套三角场面,写抗战老是那一套间谍勾当。这其实和绘广告商标没有分别。我们所提倡的“具体”不仅是要用感官所接受的意象,而是要能把这种意象通过创造的想像,镕成一种独到的新鲜的境界,或是一个有特殊生命的性格。情境写得像水浒里的武松打虎或史记里的“鸿门宴”,人物写得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曹雪芹的刘姥姥,我们说那才不愧为“具体的”。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经历的人物情境还没有那么具体,那么真实。只就这一个意义说,我们才承认文艺所创造的世界是理想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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