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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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民族的延续————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影响————东正教在保护希腊民族中的作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人的状况————农民生活相对富裕————阿尔马托利游击队和希腊游击队————希腊人的海上力量————《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法纳尔人————文学运动————古文字的复兴

    希腊人再次奋起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下简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进行抗争，同时再次为实现民族独立而高声呐喊。尽管欧洲各国政府态度并不友好，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也发出了警告，但这呐喊还是唤起了全体欧洲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回应。与其说这种亲希腊式热情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天性使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是以一种近乎宗教崇拜的方式接受古文化教育，实在无法忘记这片本是科学的发源地和艺术的摇篮的土地曾经赋予它们的一切。虽然指出这点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经历二十个世纪的变化和机遇后，现代希腊人与伯里克利[1]和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人已经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人们对建立希腊王国寄予深厚期望，随后这一期望却破灭了。

    群山瞩目马拉松，

    而马拉松凝望碧海。[2]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

    欧洲依然随着乔治·戈登·拜伦[3]勋爵对希腊的梦想而燃起熊熊的热情之火。人们幻想着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野蛮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艺术和科学将重新在它们古老的发源地崛起并繁荣昌盛。在严肃的政治中，也许这个空洞的梦想根本无法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无论多么空洞，影响广泛的希腊自由主义情感都是政治家不可随意忽视的一个因素。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辛辛苦苦地建造在马基雅维利式[4]权谋术之上的所有政策，尽管在欧洲获得多数支持，却在他一向鄙视的对“希腊人悲惨命运”的第一次强烈呐喊中土崩瓦解。

    希腊民族的历史延续性问题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政治实践领域。在希腊第一次起义的历史阶段中，它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现在，当人们普遍地将希腊解放事业与被压迫的东方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时，他们能体会到希腊解放事业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人们普遍认为希腊遭受的多次入侵及中世纪时期北方民族的多次迁徙已经使纯正的希腊种族灭亡。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希腊人是具有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血统的人，他们只有一点儿希腊血统。与此同时，人们也认为除了犹太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如希腊人一般如此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尽管希腊一次又一次地被武力征服，但希腊精神总能潜移默化地对征服者产生影响。先是马其顿人，接着是罗马人，在他们在将希腊置于政治枷锁下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渐渐臣服于希腊文化。尽管随着古代文明的衰败，这种文化逐渐消失，但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证明希腊比任何其他现代欧洲国家都更成功地吸收了众多的外国文化元素。而在那些动荡混乱的年代，这些外国文化元素势必已经和希腊文化混杂在了一起。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5]占领君士坦丁堡，几乎消灭了希腊民族的最后剩余力量。几个世纪以来，外族的野蛮入侵已经逐渐将残存下来的希腊文化禁锢在了这仅存的帝国都城的城墙内。如今，古代文明最后一道堡垒的坍塌引发了一个远远超出预期的结果，因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希腊学者逃散各地，这直接引发了希腊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艺复兴，而这是一场注定要在现代社会通过希腊自己的文学领袖来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运动。

    穆罕默德二世

    君士坦丁堡陷落

    事实上，在希腊人自己看来，最后一根将他们与古典传统文化连在一起的绳索被斩断了。尽管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幸存下来，但连接他们的纽带不是他们古老伟大的记忆，而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由于这些侵略者都是异教徒，希腊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变得更强大，也更有影响力。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野蛮侵略者已经信奉了被征服民族的信仰。这些侵略者逐渐融入了被征服民族中并发展成一个全新民族。伊斯兰征服者不愿和被征服民族拉亚[6]混在一起，由于民族特有的排他性，这些伊斯兰征服者尽力保持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民族的民族特征，除了要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被征服者的少数场合，他们尽量避免与这些基督教教徒待在一起。

    1453年后，一个东正教的组织将分散的希腊各部联系在了一起。土耳其人确实很高兴能够使用一种现成的政府统治工具。凭借自己的权威，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取代了拜占庭恺撒，成为土耳其宫廷的希腊基督教臣民的官方首领。由于当时的处境不稳定，大牧首本人就是苏丹的傀儡，主要利用朝廷宠臣的任性和反复无常，而且通过巨额贿赂来获得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王宫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苏丹的政策赋予了巨大的现世和精神力量。作为统治整个希腊世界的大牧首，在每个教区，大牧首成了精神和现世权威的化身。不仅是基督教教徒之间的争端需要由他来裁决，甚至当穆斯林与基督教教徒发生争执时，也会找大牧首进行裁决，而不是通过办事效率低下的卡迪法庭[7]。然而，正是通过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东正教的组织才与人民的生活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作为已婚的男人[8]，教区牧师与教区教众的感情和愿望紧密相连。尽管教区牧师的职务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文化和学识上，他们与教众们几乎没有区别。

    这样一来，在西方，即使是外族野蛮人入侵的动乱时期，罗马教会都保留了帝国统一的思想。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统一的神权基础在政策上得到征服者的刻意维护。创造或容忍这样的“国中国”，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事实上，从苏丹的角度来看，只要大牧首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做法就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开始向国外寻求支持。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能够指望来自国外的支持时，这种制度的危险才显现出来。

    随后，通过信仰和民族感情的双重纽带，希腊人开始依附于自己的宗教。不过，希腊人只效忠于自己的宗教及宗教领袖。在与凭武力统治他们的苏丹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忠诚的成分。一旦土耳其严苛的暴政松懈下来，非伊斯兰教信徒的土耳其人就没有义务服从一个再也不能推行自己指令的政府。因此，将希腊人的反抗归咎于土耳其人的暴政的观点是错误的。所有的历史和经验确实证明，一个民族往往会默默地承担着最沉重的压迫。只有当绳索松开，负荷减轻时，被压迫者才会奋起反抗。正是由于路易十六政府对改革尽心尽力，才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土耳其统治压力的减轻，以及希腊人口的日益增长，才使希腊起义成为可能，并且不可避免[9]。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所以有危害，与其说是因为它做了什么事，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没做什么事。比起实际做了的事，它将要做的事更令人难以忍受。即使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诸国签署停止敌对协约前，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也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积累财富，并按自己的心愿选择接受教育。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在教堂或州政府担任高级职务，成为土耳其宫廷的外交译员，或者成为一个省的省长。18世纪，农民的地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比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都高。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几乎普遍存在的农奴制已经消失。此外，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许多地区，土地的耕种者们享受着连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农民都从来没有过的繁荣。令民众感到痛苦和不满的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反复无常，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压迫。虽然理论上收取耕种税收和以实物偿付赋税的习俗可行，然而事实上，收税常常演变为对农民的勒索。因为在有些地方，除非估税员已经巡视过，否则庄稼就不能随便收割，这就给贿赂和敲诈勒索提供了无数的机会。的确，这一制度的可恶之处在于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都难以幸免。然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出于宗教和种族的骄傲，基督教教徒们成了征服者的奴隶，任何穆斯林都可以侮辱他们而不受惩罚。为了能够活下去，基督教教徒们不得不每年缴纳人头税[10]。与每日遭受的温水煮青蛙般的迫害相比，人们更容易原谅一次较严重的迫害。所有暴政中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仅有一次的暴力行为，而是在制度中常见的轻视、冷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在对付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时，要么让他们投降，要么彻底毁灭他们。然而，土耳其人并没有这么做。虽然土耳其人并没有摧毁希腊民族的组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允许希腊民族保留自己的武器，但土耳其人的统治不断地挑战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开始，塞萨利附近乡村的一些村野山民加入了一个名为阿尔马托利[11]的非正规民兵组织，目的是保护道路及保障正常通行。苏丹延续并加强了这一制度。根据土耳其宫廷的特别政策，这些希腊山民世代都习惯使用武器，并都在山地战的战术方面受过训练，因此山区民兵与路边劫匪并没有太大区别。17世纪末，当苏丹开始削减基督教民兵的数量时，为了削弱首领的权力，这些人成了不再需要他们来保卫的秩序的敌人。从那时起，匪徒盗贼或者希腊游击队员就发展成为在社会和政治上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长久存在的部分[12]。当政府完全不尊重正义时，在其追随者的支持下无法无天的人往往会通过报复的手段纠正不可容忍的社会罪恶。到目前为止，有组织地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苗头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厌倦了对土耳其人的卑微和屈从，农民中那些更大胆、更鲁莽的人就跑到山上做了强盗。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占山为王做一名盗贼是一种荣耀，而不是耻辱。独立战争前的几十年，在同胞眼中，这些希腊游击队员一直是希腊民族信仰和故国的捍卫者，率领民族同胞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不过说实话，他们戴着令人称道的公正面具无情地劫掠民众，无论是基督教教徒还是穆斯林们都没能幸免。秉着“见到帕夏[13]就不要吝惜用剑，见到大维齐尔[14]就不要节省子弹”的理念，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奴隶”同样没被希腊游击队员们放在眼里。所有的传说都关于希腊游击队员的勇气、残忍或慷慨。无数的民谣里传唱着这些希腊游击队员抗击土耳其人的英勇事迹。人们充满敬畏地将一群著名的领袖口口传颂。事实上，尽管在教育和知识方面，这些希腊游击队员除了好勇斗狠所知甚少，但就勇气和体力而言，他们都不亚于古代的英雄。这些希腊游击队员只怕一件事，那就是活着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他们惯用的祝词是“科克索夫”，这颗颇受欢迎的子弹应该能让他们逃离被俘的命运。然而，如果子弹击中他们，只能击垮他们的身体，却击不垮他们的精神。下面的故事就极具代表性。

    由于被出卖，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酋长和他的弟弟乔治落入他们的对手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15]之手。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宣判用大锤逐段砸碎他们的四肢。首先遭受酷刑的是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由于身体虚弱，他无法忍受痛苦。当锤子落在他的膝盖上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呻吟。乔治惊讶地转向他：“什么，安东尼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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