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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清王朝的建立
17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1]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令人叹为观止，平静而庄严。在中国，这种平静已经多时未见，所以17世纪到18世纪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物画像显得极度夸张。然而，外国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这种对中国虚幻的描述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时，极少数外国人给予中国与众不同的关注。他们非常清楚，不满与反叛的种子已经撒满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整个欧洲似乎对太平军攻陷南京的情报感到意外，毕竟南京是清朝的第二大城市。在此之前，太平军每次起义无一例外以势如破竹之势向清帝国的都城北京进发。密切关注东方世界这段历史三十年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分享这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情报。我们都非常清楚清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并且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耶稣会会徽
将时间追溯到1793年。当时，英国外交正使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及其率领的使团成员在觐见乾隆皇帝时，已经明显察觉到清帝国衰落的迹象，并且自信地预测，乾隆皇帝驾崩之后，清帝国定会加速走向灭亡。在统治中国六十年之后，乾隆皇帝于1795年从至高无上的皇位上退下，由他的儿子继位。而后继之君并未能证明自己作为皇帝的价值。即使乾隆皇帝耗尽国库，用以开疆拓土，对长期威胁西藏统治的漠北蒙古发动了耗资巨大的战争，但在拥有无上权力和个人功绩的巅峰，乾隆皇帝依旧未能征服苗族————一个世居中国内陆、与广东省毗邻的高山民族。事实上，这个坚强的民族从未向中原汉人或清王朝臣服过。他们世代居住在绵延四百英里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在清帝国的版图上形成一片政府管辖的真空地带。这些高山居民也曾多次下迁至平原地区，试图推翻当地政府。于是清王朝出兵镇压，给整个地区及周边省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与破坏。高山苗族也从未屈从于清王朝的削发令。他们或自然蓄发，不修不剪；或仿照古人发式，对蓄发结辫置若罔闻。
乔治·马戛尔尼伯爵
乔治·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
眼下的清王朝没有什么可以向世人夸耀的，因为清朝开国才两百多年。前明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被强大的起义军围困京城，想到自己即将成为阶下囚，在赐死爱女之后，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系列的悲剧就发生在1644年。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吴三桂的前明将领，带领清朝军队进驻北京。而吴三桂的清朝主子在镇压了暴乱之后，以拯救者的身份于1644年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清王朝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当前在位的是第七位皇帝[2]。
崇祯皇帝亲手杀死爱女
清朝中期梳着发辫的中国人
满人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而汉人已习惯于千百年来祖先留给自己的发式，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另外，清政府还命令汉人改换服装，违令者将被处死。据说有人宁死也不遵从这些规定，有一位汉人官吏在剃发时因悲愤而自尽。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曾说：“清王朝应该在他们足够强大时再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新的律法，其中一些只会出现在暴政横行的国家，出现在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熟视无睹的社会。然而，这些服装发式的变化又使身处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体变得更加平等，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讲，这些变化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他们作为被征服者的特征。除了那些被彻底征服的人，很多人是不可能真正臣服于清政府的。而清政府也不会轻易承认他们仍未彻底征服汉人的精神，因为清政府没能拿出彻底击垮汉人精神的有效措施。如今，我们只能在中国戏剧中看到古代中国的服饰，这也是我们能见到这些古老服饰的唯一场景。”
尽管存在着一些胆小怯懦的人，但绝不是人人都完全臣服于清政府。许多地方都涌现出对清政府的反抗斗争。在沿海的福建省也是抗争不断，并且这里的反抗斗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清王朝执政的前十八年，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仍然处于独立的状态。海上及沿岸还存在着对于清王朝而言很难对付的势力。郑芝龙，即“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世代居住并统治着广阔、富庶、美丽的台湾岛，将其作为一块治外之地。荷兰人曾一度掌控台湾岛，最后被郑成功的海上勇士驱逐出岛。因为郑成功的这一名号，我们前往中国的航海先驱和冒险家都对他有所耳闻。这位生龙活虎的首领与退守海岸的南明王朝联手，经常利用自己的舰船在清王朝辽阔的海岸烧杀抢掠。长期以来，只要清政府的舰船出海，肯定会受到攻击、扣押、洗劫。依惯例，郑成功会将这些抓获的人————无论是满人还是归顺清政府的汉人————一律斩首。康熙，清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对此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沿海六省的子民全部内迁三十华里，违令即杀。因此，被遗弃和毁坏的村庄城镇不计其数，饥民四处乞讨。以此为代价，清政府使郑成功在物质方面的能量和资源都受到了极大削弱。郑成功之孙未能承袭其祖武备，最终在清政府的诱降下将台湾拱手献于清皇，并接受了清政府赏赐的高官厚禄。上述事件发生在1683年，而仅在五年后，英格兰王国就爆发革命，驱逐了斯图亚特家族。
郑成功
荷兰殖民台湾的大本营————热兰遮城
第2节 康熙盛世
康熙皇帝被认为是最擅长治国理政的君主，其六十年的执政生涯跌宕起伏。在他的治理之下，清王朝最终实现了稳定统一，但也存在一些隐患————零星的反叛并不鲜见，不满与仇恨也相当普遍。当康熙皇帝的后继之君表现出怠政懒政和优柔寡断的时候，这些隐患就变得更加尖锐。康熙皇帝有很多积极良好的习惯，其中一项就是十分重视骑射。作为一支庞大军队的统帅，康熙皇帝通过多次跨越长城的狩猎活动，让军队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能征善战的本性。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警觉地意识到，暂时不能奢望从南方获取什么，而要时刻警惕南方随时发生的暴乱。1689年，康熙沿着京杭大运河抵达南京，再由南京前往富庶的江南名城————苏州。在苏州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康熙的轶事：富丽奢华的民居整齐地排列在铺着丝毯的街道两旁，康熙皇帝下马，随从跟着下马，为了不让粗糙的马掌踩坏丝毯，大家步行走进宅邸。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非常珍视耶稣会使团的来访，认为耶稣会使团带来的政治、外交及数学、科学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国家很有益处。康熙皇帝秉承着开明的精神与沙俄签订了边界及商贸条约。让·弗朗西斯·热尔比永[3]神父留下了一条关于条约的记录。这条记录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中找到，就在这部著作的第四卷。在杜赫德神父将让·弗朗西斯·热尔比永神父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记录引用到《中华帝国全志》十四年之后，康熙皇帝派出外交使团出使位于里海北岸的图尔古斯鞑靼可汗。乔治·斯汤顿将汉语原文翻译为英文，向我们展示了这次出使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派出最远的外交使团。我们对使团出使的细节及康熙皇帝对这次出使亲力亲为的指导充满好奇。
康熙皇帝南巡
乔治·斯汤顿
康熙皇帝时期的来华传教士
康熙皇帝对外宣示了平定西藏动乱的伟大意义，并在平定西藏动乱之后，出兵征服动荡不安的蒙古部落。一位法兰西传教士跟随出征的军队，用娴熟的绘画技术描述了这不朽的功勋和伟大的胜利。随后这些画作被传至巴黎，并被刻在了铜盘上。作为对此类事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认为，这些画作最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服饰和宫廷仪式，是迄今最全面的资料。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作为康熙皇帝的后继之君，他的不凡之处更多地来自他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疯狂迫害，因为这些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或许已僭越了宗教的范畴。然而，这些传教士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益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第一门大炮是由传教士带来的。通过这些传教士，人类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的、涉及各个领域的进步成果都传入了中国，如制造、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其中很多知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由那些坚忍不拔、行事积极的传教士从欧洲引入中国的。
第3节 后继之君
1735年，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继位。对这位皇帝，前文已经提及。在乾隆皇帝退位之后，皇位由嘉庆皇帝继承。但嘉庆皇帝显然没有能力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嘉庆皇帝萎靡不振，毫无建树，性格柔弱，品行不端。嘉庆皇帝取消了先辈们每年都会举行的围猎活动，然而，正是这些先辈坚守的传统，让满族保持了独特的血性，也让清朝军队充满了勇气与耐力。嘉庆皇帝荒废朝政，压迫人民，横征暴敛。他羞辱、歧视汉人和一切被清朝征服的民族，无法有效地融合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情感。他对六部从未做出过有效调整，使原有的问题日益恶化。于是，全国各地暴乱频发，接连发生起义。一旦朝廷发现某地发生暴乱或起义，往往就会派兵进行残酷的镇压。我们对于清朝内陆省份的历史信息知之甚少，但这些匮乏的信息却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往往无法适应长期的社会平静，相反，却能够忍受持续的争斗与动荡。海盗在海上集结，对沿岸村镇进行烧杀掠夺，情形就如同郑成功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有一份关于这些海盗的准确记录，这份记录是由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令人敬佩的海军军官理查德·格莱斯普尔所做。非常不幸的是，他曾经被这些海盗俘获并长期拘押。
乾隆皇帝
嘉庆皇帝
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的继任者是道光皇帝。与他的父亲相比，道光皇帝在做人和治国方面都表现不错。道光皇帝对他的年号并没有过多的要求，“道光”一词译成英语就是“理性的光辉”。道光皇帝认为国家的贫困衰弱，是清政府对缅甸、交趾支那失败的、不明智的图谋造成的。而这些国家在有胆识的君主的领导下，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这些肇始于前任之君嘉庆皇帝的麻烦，至今仍将持续。西北诸省几乎常年处于动乱状态。揭竿起义之人数以万计，整个陕西荒野千里，衰败不堪。这种情况还有向山西甚至向全国蔓延之势，进而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这些反抗者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清政府能够遵循祖法，在灾荒之年尽一切手段保境安民。然而，清政府除了关心百姓饥饱，还应关注百姓争取政治自由的呼声。这种呼声尽管之前闻所未闻，但在1810年以后，就变得尽人皆知了。不满现状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政治团体或秘密团体。这些政治团体或秘密团体拥有一个笼统的名称————白莲教。清政府需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镇压这些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曾涌入皇宫试图杀害嘉庆皇帝，而嘉庆皇帝侥幸逃过一劫。清政府规定，只要参加被清政府禁止的组织，就会被判处极刑。以至于在清政府的鼓动和慷慨的回报的诱惑下，告密者和奸细越来越肆无忌惮，在短短几年之中，就有超过一万两千人因参加白莲教而丧命。
道光皇帝继位，大赦天下。然而，道光皇帝的这一举动并没有给自己赢得多少民心，也丝毫没能阻止这些秘密团体和他们革命信条的传播和蔓延。嘉庆皇帝曾经熙熙攘攘的后宫，如今变得令人生厌。那是一处由工于心计的女人统治的地方，现已随着嘉庆皇帝的驾崩而被彻底清除。伶人小丑和后宫嫔妃都纷纷被遣散。道光皇帝决定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对此，他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然而，仅靠这种合乎道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拯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的。[4]道光皇帝对搜刮钱财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热情。道光皇帝囤积了大量用来流通的银锭。这一举动给清帝国的货币流通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了国力更进一步的衰退。道光皇帝的固执令人惊讶，他不会放过任何能搜刮的东西。道光皇帝对待自己的仆人极其吝啬，给予他们的俸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道光皇帝甚至向自己的大臣索要大量贡品。这些清朝大臣往往被道光皇帝搜刮得一干二净。如果大臣当中有人让道光皇帝感到不快，道光皇帝首先会查抄他的家产，而不是审问判刑。由于道光皇帝极其贪婪，王公大臣从不敢显露自己的财富，而是将金银细软深埋于地下，避人耳目。因此，越来越多本应进入流通领域的财富消失了，对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皇帝将官员罢免，官员又花钱将自己的官职买回，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贪财无度成了政权安稳最大的隐患，而这正是道光皇帝最大的热情所在。
《喜溢秋庭图》中的道光皇帝
第4节 独揽朝政
继位初始，道光皇帝表现出对权力的强烈欲望，不许他人染指。对国家政务，道光皇帝事必亲为。而在过去，这些事都交由宫中太监或宠臣处理。道光皇帝曾下令，如遇军机大事需要决断，即便他已经安寝，也要将他唤醒。这个制度似乎执行了一段时间，也极大地为道光皇帝博取了勤于政务的美名。然而，道光皇帝想要摆脱朝臣、独揽大权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毕竟他无法独掌乾坤，虽然名义上一直如此。道光皇帝最终由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裁者，沦为一个依赖他人意见才能做出决断同时又不可或缺的角色。[5]在最滥权的那段时间，道光皇帝任由善于奉承的朝臣指挥驱使。道光皇帝一直认为自己极其专制，而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
在中国，当皇帝或许是一个普通人追求的最远大的目标。只有君主才有的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及附着在这地位之上人们对皇权的迷信，使皇位能够让人心生妒恨从而产生觊觎的想法。就像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即便已经取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们依然觊觎皇位。因此，没有必要把伟大的皇帝说成是万王之王、代天地巡守四方的人、亿万苍生的代表，也没有必要为皇帝的地位编出一个崇高的说法。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便是清朝的皇帝掌管着三亿六千五百万的臣民。这一实实在在的数字足以托起清朝皇帝的独裁统治，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作为狩猎民族后裔的皇帝，以个人的意志极大地影响着亿万子民，让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彻底臣服，让自己的皇权遍布在雪域西藏，让自己成为漠西蒙古永远的主人。在青海湖畔，清政府也成立了统治机构，管理新疆塔里木盆地那些野蛮、骁勇的百姓。那里的百姓的确应该向这位伟大的君主致敬。即便是一个一向冥顽不灵的人，在深思清朝皇帝不乏完美典范的治国策略时，都应该感受到其中的精彩。皇帝的话语就是金科玉律，皇帝举手投足间就是行为规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人的身家性命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无须对朝廷负责，也不受朝廷或者王公大臣的监督，皇帝是天下唯一的主人，是所有臣民的君父，可以为所欲为。在所有统治权力之中，任何形式都无法和中国皇帝比拟。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皇帝做出评价，因为可能在理论上，皇帝需要假装对上天和列祖列宗负责，但这些都仅仅是毫无影响的象征力量，偶尔才能在精神上对皇帝有一点道德层面的约束。
清朝中期的蒙古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皇帝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人可以对皇帝下令，所以皇帝自己必须严格恪守祖制。皇帝作为一位立法者，又不得不遵照已经约定俗成的各种烦琐细碎的礼仪。数不清的规范仪式致使中国皇帝成了一部机器。皇帝可能会打破这些规矩，蔑视这些规矩，就像它们理应被打破、蔑视一般。但这样做的话，皇帝将无法长久地高高在上，并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皇帝或许是一位暴君，将庙堂变为废墟，将社稷变为荒原。为了让皇帝时刻对祖宗付出的牺牲保持警醒，皇帝要在每年春耕之时手握铧犁，以告祭太庙。每次国遭大难，皇帝需身披麻衣跪于太庙，将天下之过揽于一人，让人认为他是一位明君。然而，如果皇帝忽视礼部的礼制，疏远经常参加祭拜仪式的官员及百姓，举止、穿着都不符合祖宗的惯例，那就会出现强烈的呼声来反对这位无所成就的统治者。确信无疑的是，这种呼声必将撼动皇帝的统治。
虽然中国皇帝将个人的意志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律，但至少皇帝应该不时地对他的大臣表示一点面子上的尊重。整个国家对于这位皇帝而言空泛而毫无意义。这位贵为天子的皇帝一定会通过聆听子民的夙愿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拥戴。每个人都应该有向皇帝表达诉求的渠道，即便是一位最穷困的寡妇，也可以通过告御状的方式向皇帝倾诉。最近这些年，我们可能会说，在庙堂之上谈论百姓的夙愿成了风尚。百姓的夙愿首先应当予以关注。把百姓的夙愿作为一切措施的指导和方向，尽管这些豪言壮语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但仅仅将这些原则表达出来，就能在这个国家赢得民心。
清代皇帝前往太庙祭祖的场景
这些风靡全国的极具煽动性的思想潮流，无不是旨在加速灭亡地方政权，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得尽量表现出对这些思潮的容忍，得以一种方式使自己适应极端的专制与百姓所要求的民主之间的调和。中国的君主往往还扮演着所有臣民的君父的角色，他得表现得慈爱、和善，并保留完全中原化的习俗和情感。皇帝还得时时证明自己作为满族首领的价值。皇帝的这些族人仰望着他，希望皇帝能赐予他们更多的财富。对于蒙古臣民，皇帝得表现得像一位伟大的可汗。皇帝在大草原上不可计数的牲畜、强大的影响力和无所不在的权力必定让所有的对手敬畏。面对藏人和其他众多的游牧民族，皇帝则表现得像一位信徒。皇帝将达赖喇嘛尊为天神的化身，供养所有归顺于皇帝的喇嘛。
17世纪的藏人
于是，皇帝承担着将天下系于一身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对这些民族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对任何一方的忽视都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由于皇帝承受着重责大任，治世能臣的辅佐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皇帝受到臣下的操控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臣民仍称其为君父，国家仍然是在皇帝的治下；尽管臣民自小接受启蒙，希望能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辅佐君王，然而，作为皇帝臣仆的思想却牢牢地束缚着他们。清帝国君臣的重大行为决断往往根据天相来决定————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天文学。
我们已经列举了很多对皇帝治权不利的限制因素，因为为了能够公正地评判清朝君臣的举措，就很有必要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我们可能经常要了解一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否则这些事件理解起来就不太容易。“普通的农民比王子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加为所欲为。”这些文字都引自一位对中国、中国政府、中国人无所不知的作家之手，就是那位勤勉、有魄力的传教士————郭士立[6]。
郭士立
第5节 秘密团体
在嘉庆皇帝的统治即将结束前，清政府已经明白，镇压秘密团体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会激化矛盾，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固执地加入这些组织来主张他们的政治思想。然而，道光皇帝还是留下了一些不问世事的思辨派。他们都是些形而上学者，而非革命家；但同时对那些以驱逐满族人、推翻清政府为直接目标的政治人物却予以法律制裁。郭士立相信此类团体组织的确存在。他们向来胆大包天，目无法纪，在被清政府取缔以后，他们往往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国家的平静，也因此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7]
一位近代知名的美国作家也非常肯定地写道：“这些团体和秘密组织起源悠久，分布极广，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就能发现它们的踪影。它们必将推翻清政府，最终将彻底击败并驱除满族人。”[8]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可以证实这些组织是由来已久、遍布世界的。“这些秘密组织在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不可胜数，甚至凡有中国移民的国家，就有数量庞大的秘密组织。在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都已发现清帝国秘密组织的分支————共济会，它以推翻清政府为矢志不渝的目标。”
1845年，我们曾与一位汕头的商人共同生活了几日。这位商人暗中向中国运送武器，他带我们来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城中最脏乱不堪、治安混乱的区域。商人带我们登上二楼类似于阁楼的地方，想知道我们对他的武器做何评价。这些武器都是美国人卖给他们的，不过是些插在钢鞘之中的尺寸很大的剑。剑身的锻造非常笨拙，当然价格也十分低廉，每件十法郎，包含运到中国的运费。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抽出了其中一把剑，并发出了惊呼，学着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摆出了动作。我们问这位商人购买这些武器是不是为了对付清帝国的虎狼之师，这位商人颇有深意地笑了笑，用极具表现力的姿势，向我们表明了这些武器的确是用来反抗清朝军队的。也许此刻，这些巨大的武器已经在起义军手中了。在符合英国制度的情况下，许多团体相继在香港组建，秘密地展开工作，从未终止，不时地给当地政府制造一些麻烦与不安。这些团体中，有许多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爱国，而是趁火打劫。这些人明摆着就是飞贼和海盗，每个组织都有某种独特的标志以便相互确认，互相之间用常人无法理解的暗语交流。他们与其他组织之间也保持着信息情报的联系交流。因此，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一些趁火打劫的行为也显得比较成气候。这也让政府很难防范。这些团体抢劫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海盗舰船的数量令人生畏，行动时已经具备了常规战争的样子。在耆英主政期间，清王朝对海盗联盟的实力做了大致的统计————大战船八百余艘，小战船几千艘，水手七万到八万人。
共济会会标
第6节 女海盗
由于清帝国政局动荡，致使匪患猖獗。海盗也重新开始了对沿岸地区的掠夺。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海盗————郑一，声望极高，令人胆寒，可以追比清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时的郑成功。这位令人生畏的首领对所有出入中国海的商船征收钱财，劫掠沿岸村庄，毫不犹豫地与清政府的舰船开战。我们十分怀疑郑一受到了厦门和广东等地商人的暗中支持，因为这些商人对清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1806年至1811年，海盗劫掠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果没有英国军官和其他欧洲人的证实，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渔民和贫民数以千计地加入海盗的队伍，人员的壮大助长了海盗的胆量。海盗不但抢掠沿岸村庄，封锁主要河流，还侵扰清帝国的内陆，突袭并劫掠城镇，抢走为数不少的大战船。海盗的掠夺十分残忍，令人痛恨。
虽然郑一意外溺亡，但他的死并未终止他的团伙继续实施非法暴行。郑一的遗孀被拥戴为女头目，带领海盗实现更大的目标。郑一嫂带领海盗继续劫掠，并且实实在在地与清政府军队展开战斗。郑一嫂这种刚勇的品质正好和她的领袖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位女首领为她的手下制定了日常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规范确保他们能够平等相待，令行禁止。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海盗实际控制着广阔的中国海。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她的首肯，任何商船在海上航行都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当然商船可以交付一定数额的“保护费”，以此确保一路上不会再被任何海盗骚扰。
抢劫中的郑一嫂
最终，海盗头目之间出现了纷争。这位女海盗首领发觉很难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接受了广东巡抚的招安。广东巡抚因此被赐双眼花翎，这是赏赐给为国做出杰出贡献的步兵或海军将领的殊荣。这位女首领终于退出了由她亲手缔造的盛极一时的江湖，过起了隐退的生活。而剩下的海盗因为群龙无首，只得向清政府投降，被清政府收编。[9]
第7节 穆斯林叛乱
道光皇帝最初几年的统治受到了高山苗族和北方几省叛乱的干扰。另外北方饥荒连年，叛乱此起彼伏，很难镇压。几乎没有一个起义军首领最终是被清政府的武力征服的，而都是被其收买后归顺。出关狩猎的活动几近荒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最钟爱的热河行宫几乎被废弃。比起这些稍远的地方，道光皇帝只喜欢在京城周边打发时日。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位于皇宫里的景山上度过的。这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湖水环绕，怪石林立，均出自善于仿照自然风光的汉人工匠。[10]
在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和抑制商业政策的影响下，乌兹别克人发动了叛乱。叛乱一开始就被极端分子转换为一场反对无神论和偶像崇拜的宗教圣战。乌兹别克的穆斯林发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领袖张格尔。张格尔是王族后裔，受清政府迫害而离开家园。他游历极广，曾长期在布哈拉居住，学到了大量对乌兹别克人来讲很稀奇的知识。1826年，他召集了大量绝望的土库曼人和来自其他国家不乏胆识的冒险者。人员成分虽杂，但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无论他们去哪儿，都有毛拉[11]穆安津提醒他们祷告开始，并宣读经文内容：“安拉[12]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在浩罕[13]的统治者加入反叛的队伍之后，张格尔率领队伍继续前进，来到了叙利亚河谷。在那里，张格尔宣称自己是安拉忠实的拥护者和传道者。对于那些偶像崇拜者和不信奉安拉的人，张格尔会将其处死。张格尔向虔诚的信徒许诺，说自己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组建一个独立、免受压迫、自由贸易及慈父般仁义的政府。尽管张格尔的第一次武力尝试未能取得成功，但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狂热的伊斯兰教团体和部落加入进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插到北京城的城楼上，一手执剑，一手捧经，涤荡整个中国。张格尔攻打并占领喀什，大肆屠杀汉族和满族人。浩罕城主很快就献城投降，并且协助张格尔攻陷了另外两座重要的城池，那里的满汉居民也遭到了和喀什居民同样的屠杀。然而，浩罕城主是一个没有信誉的盟友，他只是个利欲熏心的人，可以为一己之私抛弃自己的朋友和盟友。
19世纪的乌兹别克人
19世纪的土库曼人
道光皇帝在组建军队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力。道光皇帝夜以继日地筹措给养和充足的军费来维持军队的运转，坚持认为所有的大小商铺、地方官吏、殷实士绅都应该向江山社稷奉献自己的爱国热情。道光皇帝在位期间，频繁利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广东洪姓的商人，靠着与欧洲和美洲商人做垄断生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这种国策下，他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据计算，清朝军队平均每日的开销需要两万三千法郎。这就意味着，道光皇帝需要征集整个国家的财政资源来满足这个紧迫的需求，而长此以往，定会拖垮整个国家。
清政府最终还是完成了军队的组建，并将其开往前线————尽管这支军队中的成员服色各异、民族成分复杂，且掺杂了大量地痞无赖。但这支军队在穿越沙漠去往哈密的路上损失惨重，大量的士兵和牲畜死于物资不济。官员也难担大任。张格尔以逸待劳，在通往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各个隘口坐等这支几近崩溃、饿死近半的清朝军队。张格尔的军队本来可以获得全胜，但因延误而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清廷的军队在尚未被张格尔的军队征服的城市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双方的较量这才真正开始。土伦河横穿这座城市，两岸六万将士严阵以待，决一死战，这场大战的结果是道光皇帝占了上风。看起来似乎乌兹别克人并没有孤注一掷，张格尔军队的战斗力因分裂而大大削弱。甚至在急需援助的时候，张格尔军队各个部落之间的内乱仍在爆发。内乱的双方分别是自称黑帽派的一方和以白帽为特征的白帽派，他们是这一区域截然不同的两种穆斯林派别。黑帽派对张格尔充满仇恨————因为张格尔属于白帽派————对张格尔的失利表现出幸灾乐祸。
另外，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战斗。对此，我们只有中国作家对这些战斗的记述。这些作家从来不会落下任何关于胜利的报道。张格尔一方长期处于绝境之中。同时，清廷大量增兵，军需粮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超过一万峰骆驼被征用以向前方运送军需给养。道光皇帝已经心力交瘁，因为这样的战争只有消耗，带不来任何益处。于是，道光皇帝下旨，悬赏重金捉拿起义军首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从那时起，张格尔的起义军上演了一系列的背叛。这些背叛使张格尔失去了许多坚定的盟友。他先前夺取的四座城池相继陷落，他再次沦为一名逃亡者。道光皇帝得知收复喀什时喜极而泣。先前清朝军队贿赂起义军，希望起义军能网开一面，而起义军无动于衷。如今清朝军队要以自己的冷酷来结束一切。于是，清朝军队开始了毫无怜悯的屠杀，妇孺也在所难免。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有位将领，因为他的一位亲戚在战斗中阵亡了，所以他杀掉了四个俘虏来作为祭奠。这是一场灭绝性的杀戮。尽管如此，黑帽派还是全力以赴地坚持这场战争。在后来的一些战役中，乌兹别克人还是时运不济。但如果乌兹别克人能有一块固定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哪怕是有一座武器库任其使用，或许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事实是乌兹别克人孤立无援，甚至连他们内部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似乎张格尔在进行一场持久战，使清廷的军队疲惫不堪。但张格尔的结局却有所不同。根据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所说，张格尔完全将自己的安危委于他人，最终被残忍地杀害了。根据郭士立博士所说，一个穆斯林抓住了张格尔并将他交与清廷。然后，张格尔被押解到北京，并最终在道光皇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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