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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计划
虽然支持内阁的多数党成员有所减少，但人数仍然十分可观。反对派虽然在下议院中失败了，但不愿就此屈服，而是发誓要在外报复。起初，反对派内部就采纳何种抗议形式一事存在分歧，即应该全体放弃议会席位还是参加巴黎十二区[1]筹备的宴会。1848年2月13日上午，未来的临时政府成员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对反对派成员说道：“你们如果已经准备好了进行革命，那么可以举行宴会。然而，举行宴会时，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那么暴乱便会出现————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在马德莱娜广场的迪朗咖啡馆，全体反对派成员齐聚一堂。反对派成员否决了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关于放弃议会席位的提议，采纳了宴会计划。因此，在这场反对派成员的聚会上，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三缄其口。从迪朗咖啡馆出来时，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对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说道：“你的想法完全合理————全体辞职是唯一明智的做法。政府有八万名士兵。所有战略措施都已经准备好了。”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答道：“您本应该坚持这一观点。”
议会外的骚乱被平息了，反对派开始将坚决维护集会权利作为其原则。1848年2月15日，政府机关报纸《辩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评论道：“对反对派成员来说，在议会休会期间举行六十次宴会仍然不足够。举行六十次宴会意味着巴黎的每一个街区都要举行宴会，并且会在宴会上设立讲坛以便在夜晚回应议会。学生们要有自己的宴会！山岳派人和共产党人也要有自己的宴会————如果权利是绝对的，那么人人都应享有权利。”1848年2月15日的《辩论杂志》还评论道：“七月革命伊始，法兰西毫无法律可言。国民自卫军关闭了俱乐部，在门上贴上了‘禁止进入’的封条。难道所有的集会，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集会都必须被允许继续下去吗？就这一问题，我们想问问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人，那些在家营业的个体户，以及那些不认为为抵抗暴乱而露宿街头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事的人的看法。”一向乐观的政府开始变得不那么平静了。1848年2月15日的《辩论杂志》指出：“实际上，在议会外建立起另一个论坛时，上议院的贵族和下议院的议员是在签署自己的辞职信。上议院的贵族们和下议院的议员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压迫做准备————这种压迫不仅针对他们，而且同样针对我们；不仅针对少数派成员，而且同样针对多数派成员！在历史的篇章还没有翻开，即未来之事还未写成历史的时刻————正是此刻————在这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中，那些不是敌人的人怎可如此无怨无悔地说出这番话，怎么可能如此不明是非？俱乐部、没完没了的宴会、街头论坛和人们在公共广场的集会上制定的法规等事物都是在摧毁《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这是压迫和暴政！残忍而血腥的手会捂住自由的嘴！”
然而，十二区的这场宴会仍然成功举行了。反对派成员希望这场宴会保持低调、不冒犯他人。这场宴会虽然会为左派中心人物增添荣耀，但不利于共和党。这场宴会是一场司法裁决式的宴会，不仅能提出关于权利的问题，而且会将每个有争议的因素排除在议题外，一定能让反对派成员满意。反对派成员打算在私人住宅中，而不是在公共场所举办这场宴会。这场宴会的参加者不应超过一千位，不应该发出任何呐喊————尤其是“改革万岁”等呐喊！反对派成员告诉自己，暴动只会巩固摇摇欲坠的制度，而合法抗议不仅足以推翻内阁，而且会保证改革的胜利。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站在法学家的立场，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对形势做出了判断。在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看来，这场宴会应该只是一个可以被用来平静地讨论案件的审议庭。为了尽可能远离民众，不仅宴会时间不应被选在假日，而且宴会地点应该被选在人烟稀少之地。起初，反对派成员的计划是在周日于圣马尔索的郊区举办这场宴会并且将票价定为三法郎。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及其友人认为，反对派成员的这个计划太过民主。因此，最终，反对派成员设法将这场宴会定在1848年2月22日于一个偏僻的街区举办，并且将票价定为六法郎。这场宴会的地点是尼托特先生名下的一栋空房子。尼托特先生的这栋空房子位于埃托伊尔城堡附近的柴洛特，所在的街道是凡尔赛舍曼街。后来，凡尔赛舍曼街被改称为宴会大街。此外，经过协商，宾客名单应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拟定。在回忆录中，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拒绝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及其拥护者入场。”由于没有人希望看到左派中心人物举行游行示威，将共和党人排除在宴会外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各方各执己见和出于谨慎考虑，反对派成员决定将整个宴会计划交给那些曾投票给修正案、支持改革————尤其是想知道能否恢复以团体身份出席宴会的议员去另一场聚会上商议。
1848年2月19日，在迪朗咖啡馆的一个房间里，反对派成员举行了一场聚会。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早已明白，保持示威的秘密性与和平性着实不易————或许，他还感受到了民众浪潮的兴起。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表示，主持这场聚会时，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暴躁而沮丧。在一阵骚乱中，有人说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需要做出可能是生命中最严肃的决断时，我们却不能心平气和地商议。”拥护君主政体的人的一番话给了某些思维更加敏锐的奥尔良主义者一些启示。正如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观察到的，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虽然不会出言反对，但同样不会有违背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举动。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说道：“社会的根本利益岌岌可危时，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就像自己掌握着王冠和权力一样，诚恳、热烈地为王室进行了辩护。”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始终认为示威活动有危险性，努力试图证明反对派正在将自己置于即将崩溃的境地。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心中生出一丝犹豫。“这场危机很严重，”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形势非常紧急。对那些为了国家而肩负重任、勇往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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