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学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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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以思想文化追求为其生活之道。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只知争权夺利的政客或官僚，则难免忽略其思想、动机、价值观及生存环境中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欲知南宋政治的发展，必知其思想文化气象、战争的影响、经济以及领导者个人的心胸抱负。科举是入仕的正途，它测试的是一个人的文学才能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力。当其入仕之始，一般是在三十几岁，大多数士大夫已经对文学颇具品味，对思想文化饶有见解，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在朝供职的最优秀分子————更对现代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体悟。习惯和信仰影响行为，而特定时期所流行的学术思潮则塑造了习惯和信仰。

    本章将要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四大分支中的三支：文学、经学和史学。第四大分支，即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这两章合起来便构成一个全面而简明的宋学总论。关于宋代的哲学和文学，曾经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述。而关于宋代的经学和史学，却只有一些通史性著作或极其专门的论文可供参考。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这四大分支作过融会贯通的研究，这两章将填补这一空白。为与第一章的论述焦点相一致，在每一分支的叙述中，我们都将着重探讨11、12世纪的差异，以便找出南宋之迥异于北宋的变化线索。接下来，下一章将阐明儒学之所以包容一切、影响遍及政治和其他学术分支的原因。

    文 学

    在传统中国，对于士大夫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有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能够写作常规的书面文件。在他们的世界里，良好的教育意味着能写文学作品，更高水平的则要会用高雅的形式写作具有创意的作品。文人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快乐，是抒情与交流的方式和个人成就的载体，还是丰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发展的行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使他们尤其重视文学形式和文学理论问题，而在西方现代，这类问题却除了专家和欲为专家者外极少有人问津。

    中国文学的两种最主要体裁————律诗和散文，不仅是一个绅士的必要技能，还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其他诸如杂文、故事、小说、社交场合的应酬文字、笔记、词等体裁的分量就轻得多了。律诗被视为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并曾经在历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然而，自宋朝以降，散文却作为有效的基本交流工具取得了更高的实用价值。

    唐诗是公认的黄金时代的完美结晶，而11世纪的宋诗则是唐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宋诗的形式和内容臻于成熟，其风格与唐诗多有不同而二者同样杰出，双峰并峙。[26]此后，只有个别诗人曾经再度攀上那样的高度。

    宋诗的一个特点是在常用语汇、表达方式、遣词造句和诗歌主题等方面趋向通俗化。诗人们开始打破经典语汇的束缚，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引入笔端。写作的重点从抒发个人情感转向与他人，主要是其他同样有文化的人进行交流。这个世纪著名的诗歌理论，恰如下文所引：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27]

    然而，11与12世纪之交，诗坛却出现了竞相玩弄复杂修辞的风气，以为诗应当尽可能地浓缩（凝），又当如炉中炼铁般反复锤打（炼）。受此风气影响，无数诗人在一个诗句当中堆叠数重隐喻、讽喻、联想，并力图将它们和全诗的其他部分附会粘连起来。一些诗表现出一种以牺牲真实情感为代价的造作的凝炼，还有一些则晦涩难懂。宋诗已从成熟转向过度成熟。

    唐和北宋的诗风在12世纪盛极而衰，12世纪的诗呈现出取向各异、流派纷呈的景象。[28]一些诗人选择唾手可得的事物，比如落叶上的一滴露珠或似乎是迷失在月色中的一只小昆虫这样一些瞬间景物，用一种高度浓缩和抽象的形式来形象地传递深刻的情感。另一些诗人则关注个体的深切感悟（性）和灵感冲动的时刻（灵）。还有一些诗人致力于遣词用字，不仅要做到单纯的技巧娴熟或是单纯的巧妙，而且要做到技巧娴熟的巧妙（巧）；不仅要做到犀利，而且要做到突出的犀利（尖）。也有一些诗人并不太关注复杂难懂的诗歌技巧，而更重视用极其微妙、语义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心境和感受。

    当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体发展达到饱和状态时，一种另类诗体————词却已经独擅胜场。11世纪，诗人们从勾栏瓦肆中受到激发，借鉴其表达形式，开始了词的创作。歌伎们擅长的是流行歌曲，而诗人所要引进的却是一种新的艺术类型，一种无须音乐伴奏的歌。[29]词以其抒情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种起初并不起眼的诗歌形式，到12世纪已成为诗中大宗。尽管摆脱了原始的音乐伴奏的束缚，但是，词的写作仍然必须以长短不齐的句式来构成一定的韵律模式，以此传情达意，谐和音律。词的形式比律诗更为灵活。一般而言，词要比律诗长，读来声音婉转，语调迂回曲折，富于变化。词将口语语汇与古典用语熔为一炉，由此造成更为生动活泼、更富创造力的表达方式，既能传递婉约的情感，也能抒发豪放的胸怀。简言之，宋词以其自身的魅力构成了一种与唐诗同等重要的文学体裁。

    还有一种与诗颇为接近的文学体裁————赋。西方的诗和散文是截然两分的，不存在中间形态。但在中国传统文学当中，却存在这样的中间形态。赋的气质恰处于诗与散文之间，虽然人们常将它与诗相提并论。经典原始的赋可以说是“散文诗”，一种精雕细琢的广义的诗。从北宋开始，在散文地位上升的拉动下，出现了一种新体的赋，其特点转而变成“诗化散文”，或者说拥有高度诗化品质的散文。

    本文无意详述赋的复杂写作技巧，只想简明扼要地解释它所发生的变化。起初，赋必须严格遵循两个对偶句相押韵的要求。例如，科举考试便对押韵有严格的规定。对偶句是两两相连的一对句子，它们有着恰好相同的字数，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句法顺序，两个句子中的相对应的词互相对称、协调、对比或关联。

    11世纪中期，几位才华横溢的先驱者大胆突破陈窠，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赋。他们一扫赋在押韵和句式结构上的严格技术要求，只是自然贴切地在这儿或那儿写下几行押韵或对偶的句子，由此获得了表达的自由。这就和西方意义上的散文更加接近了。但是，中国人从未将此类文章看做寻常散文。因为，它仍然保留并反映着古典赋体高度诗化的品质，它是一种新的赋，并和旧赋一样受到尊崇。正是在此意义层面上，我们称之为“诗化散文”。赋的这种变化不是从宋诗的一面衍生出来的，而是北宋散文发展推动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要谈到散文。

    自古以来，在文学的价值等级上，散文就一直排在诗、赋之后。唐代最显赫的散文形式是对偶散文（骈文）。骈文深受赋的影响，例如，它大多以排偶句式写作，一组排偶句的字数通常是4——6——4——6。因此，骈文的别名又叫“四六文”。在骈文显赫的情形下，还是有一些不肯墨守成规的人，力主打破一切对形式和修辞手段的规定、限制，写作并鼓吹一种风格松散的文（散文）。

    在这些唱反调的人当中，最突出的是韩愈（786——824）。韩愈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主张“文以贯道”，意思是写文章的本来目的是传递正确观念。显然，就这一目的而言，骈文和其他形式主义的东西都不是最佳手段，因为它们经常会使作者无法畅所欲言。为了实践其所倡导的理论，韩愈率先改进了古典散文的形式，写作风格松散的散文。后世的崇拜者认为韩愈的“古体”（或更客观地说“拟古体”）矫正了几百年来以文害意的文风。

    11世纪早期，几位年轻的天才发现了韩愈及其同时代人柳宗元（773——819）所开辟的蹊径。他们一面推动儒学的发展，一面自豪地称自己的文章体裁为“古体”。虽然其早期作品曾经遭到诸如粗陋、啰唆，有时甚至是文义突兀、谋篇笨拙之类的批评，但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语汇、表达方式、句法、句式结构、谋篇布局以及其他修辞技巧等方面取得了进步。这种体裁与其说是对古代的回归，毋宁说是向新的辉煌的前进。但是，其倡导者仍坚持使用“古体”名称，因为，他们相信“古体”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复兴古代儒家教义的本质。[30]

    几番挣扎，科举文体和内容的革新终于得以实现。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杰出政治家欧阳修（1007——1072）。他以艺术的手法将寻常字词编织为激动人心的语言、简洁的词句和优雅的片断，来表达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壮阔的景象和惊人的见解，古体散文从此成为一种极其高雅的文学形式。欧阳修又上章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停用骈体文、鼓励写作古体散文，理由是古体散文最能自由表达政治和哲学观点。作为一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欧阳修实践了他的主张。其影响迅速波及有志于科举的文人，古体散文开始盛行。不少人反对停考骈体文，其理由如下：其一，骈体文可以无须考虑政治观点，相当客观地评判衡量作者写作技巧的高低；其二，骈体文已经在科举考试中成功地运用了几十年，即使是那些反对它的人，也无不是从运用它的制度中考取的。话虽如此，然而，古体散文一旦确立其艺术地位，便注定要成为未来的潮流所向，成为精英间最主要的有效沟通手段；直到20世纪初，它仍然是首要的中文写作体裁。

    欧阳修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不仅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代影响巨大。从南宋起人们便尊奉的八位古体散文大家包括：两位唐朝的先驱者————韩愈和柳宗元；欧阳修；他的学生曾巩（1019——1083）；他先前的门徒、后来的政敌、著名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以及他的三位苏姓友人、家喻户晓的苏轼（号东坡，1036——1101）、其弟苏辙（1039——1112）、其父苏洵（1009——1066）。

    从12世纪起，各种与古体散文相关联的文学体裁滑下了巅峰。南宋文人在文章的形式、风格上维持了同样的高标准，甚至将其理论化；但却没有写出令后世推崇的杰作，作品质量再也无法与北宋相媲美。颇受好评的散文选集《宋文鉴》出自南宋文人之手[31]，但所选皆为北宋经典作家的作品，不包括任何时代更近的南宋初期作品。或许，时人已经默认：近期没有一位文学家堪与一个世纪前的先辈们比肩而立。造成这种改变的一个原因是，此期，哲学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其抽象思维比纯文学更具挑战性；因此，大部分创造性能量不再投向文学。当然，儒学形式的哲学并非孤立的学术分支，经学是其依托。

    经 学

    中国古代的经，本来是世俗的，却被尊为圣人著作，地位近乎神圣。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唆，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下面简要阐述11、12世纪的经学研究氛围。在《易经》的研究当中，11世纪主要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将书中的象和数视为神圣和超自然，另一派则试图用理性的原则加以解释。12世纪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人以历史实例解经，有人将老子的自然哲学引入经解，还有人将解经同佛教禅宗教义相结合。流行趋势是将占卜算命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相调和。例如，朱熹的许多著述便是将前人解释系统化，而非新创。[32]发展趋势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从汉代起，人们便对《书经》（《尚书》）文字的真伪产生了争论，有半信半疑的，也有坚信不疑的。11世纪的《尚书》研究与之大异其趣。同其《周礼》研究一样，王安石为《书经》作《新义》，强调政府机构的功能，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苏轼则为《尚书》作了最好的注释，强调它人性化的一面。到12世纪，争论的力度减弱了。朱熹虽然对苏轼多有微辞，却赞赏这部书。然而，朱熹之后的新儒家们却宁愿忽略它，只因苏轼曾经激烈地攻击过该学派的祖师之一程颐（1033——1107）。

    相对于前文提到的两宋经学概观而言，《诗经》的研究似乎是个例外。在11世纪，关于《诗经》只有几家注释和一些不激烈的讨论。而相比之下，12世纪的学者却相当重视《诗经》，注者众多。引发了这种兴趣的应当是诗和词的发展。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部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然而，在表面的数量膨胀之下，却是经解质量的下降。大多数关于《诗经》的研究，包括朱熹的著述在内，都不是那么具有权威性。[33]

    古代经书中的“礼”不仅指仪式，还包括涉及社会风俗、传统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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