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变动中的中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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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汪伪政权。————译者 “新支那”  与抗日中国

    以去年年底大规模战争告一段落为基准，对占领区和非占领区进行非常表面、概括性的比较，结果如下：

    此外，华北、华中、华南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关于财政收入来源————关税、盐税、统税等课税，相比之下占领区占有优势。

    在此，产生了中国国民经济质变的具体问题。

    这将成为导致中国社会根基某种变动的条件。当然，军事上的占领只是一种机械的分离。然而，根底上存在着由战争造成的大规模生产机构的破坏。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拥有上述经济内涵的地域被分割开来，进而与日本的大陆经营方式相结合而逐步得到推进，并在和日本资本的直接结合下，以求得中国经济发生质变。

    去年3月设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1月创立的资本金3.5亿元的“北支开发株式会社”，同年创立的资本金1亿元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等，在这个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变以来进入占领区的日本资本，以创立新事业或扩张原有事业，以及与已有华人企业结合等方式（其中包括没收、强制管理、委托经营、收购等）在尝试深入的发展。

    此时，中国本土资本的参与、合作比例似乎还很少。

    伴随着表面上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被洗劫、破坏，已有的深入到上述地区的列强资本开始露出表面。与此同时，经济利益遭损害的部分绝不在少数，因此它们为维持利益不得不认真起来。因此如已所见，事变以来常有对日本的愤懑和抗议。

    日本资本对大陆的侵入并非取纯粹的经济方式，不如说政治、国防的观点构成更重要的侧面。

    前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12月14日南京沦陷翌日在华北诞生“临时政府”，接着去年3月28日华中出现“维新政府”，之后伴随着广东、汉口的被占领，这些地方也出现了新的政治权力萌芽。

    此种政治权力在与中国内地分离开来的区域，有力地组织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其努力能否使旧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发生质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日本所谓的大陆经营能否成功最终将与此相关。

    同样在内地，亦有旧中国社会经济上的质变问题。

    其质变过程，包含在蒋政权对西南及西北开发的推进中。尽管西北构不成问题，但中国西南的开发实际上与抗日中国今后的持续抗战能力有直接的关系。西南开发的中枢机构是“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及“西南经济调查委员会”。武汉沦陷以后，蒋政权的西南开发计划被视为核心的问题。毋庸赘言，在非常时期这些计划的军事统制色彩十分强烈。

    国民政府西南建设的主干是交通运输。据悉，湘桂铁路（衡阳——桂林）已完成，湘黔、川滇、桂黔铁路或开工或工程正在推进之中。滇缅铁路的昆明——大理段也开始施工，西南公路网亦有显著的进展。

    抗日政权偏于内地，事实上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效果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常常为人所提及。原本，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沿海经济带，因与外国资本的接触而促成。现在的西南或西北乃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基于道路交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内地转移及矿业、贸易的开发等要求，其经济上的发展逐渐体现出来。尽管现在西南开发的实际成就应得到多大程度的肯定还存在不少疑问，但一定程度的经济建设正在推进乃是事实。

    这里出现的新问题在于，西南开发是在与外国资本特别是英法资本密切结合下进行的。毋庸赘言，这必然导致英法势力深入此地区，这会给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质变遗留下巨大的问题。

    前面也曾提到，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政权具有侵蚀西南军阀地盘的作用。因此，出现这些旧势力某种程度上的反抗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这些事实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抗日中国的基本战术————游击战。

    自不待言，成为中国最后一手的游击战并非单纯的重要战斗行为，它还导致农村社会新组织关系的产生。事实上，这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足以产生某种变化的影响。

    “东亚新秩序”

    现代中国抗日政权的现状如前所述。与此相对，所谓“新支那”作为对抗势力而不断抬头。最终决定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新政权如何快速地发展。新政权若能发展到把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而从根本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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