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挥政治的力量，以应付当前艰危的。结果若使人民与政府同归于尽，那人权也就无所附丽了。总之，法律的规定是必要的，法律是人我之间的一种调节（adjustinent）。但是如果要靠法律来创造权利和开拓权利，那便错了。比方说法律可以规定凡发明播音机的人，予以专利权五年或十年，在这个期间如果有人私自仿造的，便是侵犯了发明者的专利权，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这种规定不过是对于已发明播音机者的一种权利的保护，扩大其效果，至多不过是对于未来发明者的一种鼓励；但是法律的本身决不能发明播音机。任何发明，都是研究的人尽他研究责任的结果。不尽这责任，便没有发明；没有发明，发明的专利权便根本不能存在。所以要享权利，祇有从尽责任中以创造权利，就是惟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各种天赋，以尽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积极的权利观念。还有一点要说明的，从前的法律，都祇是注重个人权利的保障，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律，尽力注重这点，更有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个人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个人的权利发达过度的时候，便生出社会上贫富不均杌陧不安的流弊，因此晚近各国的法律对于权利的态度，大有改变，就是不祇注重发展个人的权利，同时还须限制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财权，以配合国家民族的安全。至于近代各国的宪法中，常有人民应服兵役或工役的规定，总动员时，依法可征用一切物资，也都是根据事实的要求。
再进一步说，就是权利有了，也决不可以用保守的态度去维持的，而是要靠不断的创造才能保持永久的。权利固然非创造不能产生，但既已创造之后，也决不是把各种权利开一张表出来，规定在法律上，便可以永久保守。须知愈保守权利，则权利的范围就愈缩小；若是愈不能尽责任，则权利的范围就愈缩小；若是愈能尽责任，则权利的范围就愈扩张。这是千古不变的原则。比方说一个人家的祖宗，遗下一份财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归于某人，某人乃将这些财产，分别开一清单，表明是属于他的；但是他老是守著不去经营，你想他能保守得住吗？若是他人把他的财产侵占，固然他可以去打官司；祇是打官司是要时间和费用的，于是财产少去一部分了。就算没有人来侵占，他祇知道保守著，于是“坐吃山空”，和剥芭蕉一样，剥到蕉心，芭蕉也就完了。所以有识之士，要重新估定价值，要不断的创造新价值，这也是创造新的权利。世上多少英雄豪杰，哲人志士，绞脑汁、捐肢体，都是为创造这些新价值而努力的。因此他们也就享受著顶大的权利，获得一般人所不能得到的满足。所以一个人如果要保障发明播音机的权利，必须先发明播音机，不然的话，保障什么？并且他还须不断的求播音机的改善，不然人家有更新的发明了，他旧式的东西，一定无人过问，就算有法律的保障，又有什么用处？所以祇有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尽新的责任，才是自我实现唯一的途径，也才是自己权利唯一的保障。若是责任愈尽得多，新价值创造得多，则权利的范围也就愈扩大；而别人也一定会承认他的权利，甘心让他享受，因为他是配享受的。
由此看来，权利和责任，实在是相对的。不尽责任，便不当享受权利。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国际和会席上，也祇有在战争期间尽过责任的国家，才有发言权。比利时虽然国土丧失殆尽，但他在战争时期，抵抗过德国军队越过中立地带，使德国军队不得迅速达成进攻协约国的企图，所以一旦战争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比利时不但获得和列强分庭抗礼的光荣，并且各大国都很尊重他、赞助他，就是因为他已尽了他国家的责任，所以能得战后应得的权利。当时中国也是参战国，但为什么得不到这种权利？就是因为中国在名义上虽曾参战，其实是参而不战，并未尽真正参战的责任，那有资格去享受权利？这是当年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错误。将来世界大战后的和会席上，情形应大不同了。因为这次世界上反侵略的大纛，是中国首先举起来的。在这点我们不但做了国际间的先觉，而且我们以无限的血肉，为民主国家阻压住了日本无止境的凶焰。我们将来强固的发言地位，是我们以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我们若是更要提高发言的权利，还得要加强艰苦的奋闘。（按以上的话是三十一年写的，照理论和事实来讲，丝毫不错。不料到四十九九月八日，我国竟被拒绝出席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参加签字，这不但是对于中国最大的背信和丧尽天良，而且是对于人间正义与国际道德最大的破坏和侮辱。这自然是强权政治的丑行。不过若是我们能自己反省一下，也未始不是我们在抗战方终，刚才得到胜利以后的三年，全国上下都大大的松懈下来，以为从此好日子是无穷无尽，可以不劳而获的：于是大家都毫无顾忌的掠取权利──包括不正当的权利──而毫不怀疑的放弃应尽的责任，以致造成这样空前悲惨的局面！加此补注时，中心伤感交集！四十年九月九日补注。）至于从建设的方面讲到一个民族在各民族间的地位，也有同样的道理，在安排一切。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并不能靠其他民族帮助的力量，必须自己能够站起来，更须要自己能在世界上对于人类文化和幸福的总量，有相当的贡献，然后才能受其他民族的重视：就是他自己分享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成果，也才于心无愧。我们过去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很光荣的。我们这次抗战，虽然在初期的军事上，不免稍受挫折，但是外国人不但不轻视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民族不行，而且反格外尊重我们、同情我们。在他们没有认识我们军事力量以前，我们文明力量的感召，是很重大的。蒋百里先生说，前几年我国古物在伦敦展览，曾给予欧洲人士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认为这次许多友邦对我们表示的态度，与前年古物的展览也颇有关系，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还是我们的祖宗遗留下来的产业，并不是我们这代文化创造的成绩。当然我们绝对尊敬我们伟大的祖先，但是我们若是有出息的子孙的话，绝不应藉祖宗的历史，来掩饰自己的缺陷──此之谓“吃祖宗饭”。我们要问我们这代怎样？我们的发明在那里？我们的创造在那里？我们的贡献在那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祇是以祖宗的光荣自豪，还要力求自己有伟大的贡献，不但要求一己自我的实现，还要为民族的大我求贡献，以取得其他民族的尊敬，而树立自己整个民族生存的基础。
最后关于责任，我还有两点要提出来说明的：第一点是责任的冲突问题。人在社会上有关的方面太多，所以应负责任的地方也太多，有时责任与责任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比方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家庭，就有对妻子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不可否认的，在平时愈能尽责愈好。但是遇到国家在危难的时候，需要我们执干戈以卫社稷，就不能说因为自己有了抚养妻子的责任，逐留恋畏缩，因循不前。这种责任互相冲突的时候，只能抛弃较轻的责任，去担负重的责任。不是如此，大我无从实现，自我也无从发展，所以古人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话。有如岳飞的母亲，未始不想她的儿子在家养生送死，但她以为教她儿子精忠报国，也就是她的责任，所以她情愿儿子为国尽忠而死，不愿为她送死而生。因为她认识了她和她儿子对民族国家存亡的责任，比她儿子对她自己送死的责任为重。设如民族国家遭灭亡，她个人寿终正寝又有什么意思？所以遇到责任相冲突的时候，我们祇能判别轻重，选择我们应尽的较大责任。
第二点是个人应该先尽责任，后谈权利。因为我们所享受的权利，乃是他人尽责任的结果：礼尚往来，来而不往或是薄往而厚来，都是不应该的。我常责备现代的青年，不是对于他们的苛求，乃是因为希望他们的心最切。现在青年常以将来国家主人翁自豪，髣髴以为主人翁是有种种的权利跟著的，自己不一定用功读书，而自己总爱说有读书权，凡是可以要求公家的东西，莫不尽量要求，以为是国家应该给我的权利。其实我们自己仔细想想看，国家究竟该了我们些什么？国家并不是一个债务人，国家乃是个人的集合体；各个人把各个人的责任交给国家，国家才有责任：大家把大家的权利交给国家，国家才有权利。我们无债可以向国家讨索。还要明白，现在国家所能给我们的一点东西，都是大家交纳给国家的，比方国家现在为每个大学生平均负担数千元一年的教育费，乃是一般人民三毛五毛的捐税所凑集起来的。这般尽纳税责任的人，自己固然多半没有享受国家何种教育，就是他们的子女，也未见得都受了国家近代教育的设施。凭良心说，我们怎样忍心来向国家要求这种权利？就是国家把这些权利给我们了，我们也于心何安，何况我们还要浪费、滥用或扩大这些权利呢？说是国家应当教育青年，是不错的：但是这话祇有让国家自己来说，而受教育者不便自己来说。于是有人主张以为国家教育了我们，我们将来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是投资的观念，这是一本万利的观念。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青年将来能够学成应世，做出一番大事业来，替国家尽大的责任，祇是这种希望能否实现，还要待将来的事实作证明，自己绝对不能引以为要求权利的借口。我们立身行事，应该为国为人，尽其在我。我们不说人在世上没有权利：但是权利是责任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欲望去要求的，更不是坐享其成可以得到的。我们现在所享的权利，就是旁人已尽责任的结果；必定我们尽了应尽的责任，才能够安心享受应得的权利，何况许多权利祇有在尽责任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到呢？
总之，一个人能够替大我尽责任，才能够实现自我。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才能够享受和扩大新的权利。权利的享受，只是尽责任的结果；若是不负责任，而固守个人权利，则保守愈久，权利的范围愈小。所以我们唯有投身于大我中，尽人生所应尽的责任，充实自我以扩张大我，乃有真正的权利可言。不然的话，只谈人权，不尽己责，国家灭亡，民族灭亡，自己也就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