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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倒宁愿值夜班，读书或绘画的时间多。坏只坏在六点下班，十点便得起床吃早饭。而且才上床，刚睡着，就听见维伦妮嘉在隔壁房里尖着嗓子喊：
“噢！不行！查理，住手！真的。好讨厌耶，查理！住手。嘿，不行。我不！”
像是冷冰冰的手伸进了热呼呼的毯子里。查理·冯一点声音也没出。他是槟榔屿来的，五官柔和，很漂亮，同维伦妮嘉在同一个伤兵站，另一个男生是印度人。听见这摧折人神经的惨声长号，琵琶与比比都没吭声，眼色也没使一个。等只有她们俩了，比比便道：
“维伦妮嘉的胸部开始发育了，以前跟你一样平。”
“我倒没留意。”
“我就想了：女孩子恋爱了，像朵花似的开了，以前胸脯平平的，现在也发育了，时机正好，就在最需要吸引人的时候。大自然是不是很奇妙？”
琵琶看过书，不免疑心比比是倒因为果。可是比比心荡神驰地看着她，她也只能微笑，喃喃称是。
宿舍楼梯口上有一堆丢弃的书，始终没人清理。琵琶在里头挖宝，多半是教科书，有中文的，《孔子》《老子》《孟子》。她想找《易经》，据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所作，当时他囚于羑里，已是垂垂老矣，自信不久便会遭纣王毒手。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她还没读过。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老子》也不在她的课外书之列。只读过引文，终于让她找着了一本。《老子》是乱世的贤哲，而中国历史上总是乱世多于治世。孔子学说就只有在较太平的岁月才实用。孔夫子自己就说：
“仓廪实则知礼节。”①
以前不明其意她就会背《论语》《孟子》。她把书带回房。群魔乱舞的世界使她亟渴望能找到纪律或秩序，虽然回不到过去了。过去也未见得有秩序。事实是她父亲的屋里也是同样地没有王法。孔子遥不可及了，声气不再训诫，变得甜美怀旧。
“孔子说的是哪里的方言？有人知道么？”她问过周教授。
老教授迟迟不答，这片刻的犹豫反倒赢得琵琶的尊重与信心。“广东话。”他道，令人诧异，“他说的是中原的古音，发音非常接近现在的广东话。”
他自己的广东话说得很糟，常拿来逗学生笑。他也请男生在课余吃花生米，很受男孩子的爱戴，不过当然不请女孩子。有一次吃茶嚼花生米，传出来他与布雷斯代先生一块到广东，晚上宿在尼姑庵里。他是前清的秀才，科举考试废止前中的。
“以前常说由内而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轮到你们这代正好反过来。”他在课堂上说，“生在香港或是海外，你们是以西学为体，所以是由外而内。嘿嘿嘿嘿！”他笑道，这是他最喜欢的比喻，人人也跟着笑。
琵琶想：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持不同论调的人会这么说因为他的生活完全仰仗它。打完了，外头也什么都不剩。我们以为另一边还有东西，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道墙。
孔子让她想不通的地方在对礼的讲究，这么一个中庸的人真是怪异。但她渐渐明白礼对生活与统治的重要，宰治着人们，无论是家庭、部族、王国或民族。她想：只要美，我倒不介意压迫。你习惯的美有一种恰如其分，许多人看成德行。我们受压迫惯了，无论是在盛世或是乱世，而那只压迫的手总是落在女人的身上重些。这样的憧憬就是美的一部份，不就是自压迫来的？
子曰：“礼失而求诸野。”
穷乡僻壤可能还保存着礼。日本曾是海外一个蛮夷之邦，岛民学了我们的东西，比我们自己保存得还好，而且还继续附骥，我们却变成了一个失去了礼的国家。她记得临行前姑姑与她握手，感觉那么滑稽。现在的鞠躬也是舶来品。中国的鞠躬要加上手与臂的动作，而且男女有别。现在没有人做了。连新式的鞠躬都做得漫不经心、忸怩不安，微微侧向一边，错过致敬的对象。除了婚礼、丧礼、演讲等场合，也几乎没有人鞠躬。别的场合做来显得矫情，像中产阶级。我们也嘲笑欧洲人的僵硬的深深的鞠躬与日本人的九十度鞠躬。磕头的还是有，虽然越来越少。穿着紧身的旗袍与西装磕头不够优雅。琵琶倒不介意。
“自己过生日还得跟每个人磕头，觉得不觉得委屈？”表大妈有次跟她说。
“我不介意，我喜欢磕头。”
表大妈笑道：“这倒新鲜，她喜欢磕头。”
她也在这堆丢弃的书里找到颜料与毛笔，还有一大卷白色厚纸，可能是某个工程科的学生不要的，纸张太滑不适合绘画，很像是钉在麻将桌上的那种纸。倒是水彩可用。她将珍视的素描移植到大纸上，舍不得裁割，一个个图案挨得很紧，节省空间。有一张画只有蓝紫两种色调，使她想起了李义山的一首诗，她一向很喜欢：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她常做一种眼球运动，钉着房间或是有霓虹的街道看，然后说：唐朝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于是场景改换，线条与区块重新排列组合，出现了不同的图案，像是视觉的幻象。这时是个中年的清朝人。图案又换了。可是绘画时她不假思索就画了下来。比比说她喜欢。
“我一直喜欢这种东西。”她又加上这句话。
“哪种东西？”琵琶问道。
“病态的东西啊。”
“这个哪叫病态。”
“我喜欢，真的。”比比再三保证，“我以前不喜欢你的画，老要你别画了，记得吗？我是觉得别画的好。”
“记得，我也很高兴不画了。”
比比将大张的画钉到墙上，晚上灯火管制躺在床上拿手电筒照着看。脸孔在灯光下活了起来。一张一张地照，仿佛湍流行船般颠簸刺激。
“恐怖吧？”她说。
“是啊。”
“好像睡在庙里，墙上有地狱的壁画。”
“我可以看上一整晚。”
“我说啊，我们疯了。”
学生都得上日文课。有个庞大笨重的俄国人每周来两次，教他们日文。没人当一回事，男生尤其招摇似的不专心，表示来上课是非情愿的。琵琶却认为目前该把握时机学习。她极想用功，算是弥补她欠布雷斯代先生的。俄国人知道没人喜欢他，学生不用功也不追究。要造句，他会停下来思考，手里握着粉笔，一般都会写句“这是先生的外套”，指着自己的外套。“这是先生的皮鞋”，指着自己的皮鞋。
“他可能没穿过皮鞋。”比比道。
“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琵琶道。
“他是哈尔滨来的，所以才懂日文。”
俄文老师信步上楼，敲了她们的房门。
“晚上好。”他以英语道。
“晚上好。”比比道。
琵琶听出了比比语音中的凄凉，这次倒少了冷淡。
他进来，四下打量。指着墙上的画问琵琶，因为琵琶正在画画：
“你——这个？”
“是啊。”
“喔。嗯！”他站着看画，无事可做的原故。两个女孩子在他背后笑着互望了一眼。
“不坐么？”比比移到她的床，让出椅子给他。
“今天不上班？”他问道。
“喔，我们下班了。”比比道。
“喔，嗳。”
“过来这里得走很远吗？”比比问道，“你怎么来？”
“喔，嗳，很远。”
“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
“没有了。”
“你有汽车？”
“没汽油，有车也没用。”
“那你怎么来的？走路？”她轻笑道。
“不是，我跟着人来的。”他忙道。
“喔。”
一定是搭日本军车来的。
顿了顿，比比又搭讪着找话说。
“你在哪里上班？除了在这里教书以外？”
“喔，嗳，上班。”
“你做什么事？教书？”
“是，是，教书。”
“教日文？”
“嗳，嗳。”他嗫嚅道。
比比没往下问。
他伸手从书桌上拿了一幅加框的画，是琵琶给比比画的人像，只穿一件衬裙，画在信纸簿的厚纸板封面上，与她的皮肤一样是金黄芥末色。比比爱自己的肤色。只要看到琵琶没穿长袜就会用一只指头在她白得泛青紫的腿上戳一下，撇着国语，反感地说：“死人肉。”她很爱这幅画，在楼梯口那堆垃圾里找了个玻璃框，镶了窄金边的，裱起来，以免蜡笔褪色。画像很传神，线条分明，一只眼低垂着，吊眼梢，漆黑的眼珠，蓓蕾似的鼻子，短发刚长长像顶羽毛帽，乳房半包在白色圆锥里，很尖挺，呈四十五度角；肘上有个窝，有印度人的黑班。
“这是你？”他问道。
两个女孩语无伦次。
“像我么？”比比问道。
“很好。你吗？”他朝琵琶点头，“嗯！你很好。卖吗？”
两人互视，笑了起来。
“你要买么？”比比问道。
“我要买。”他抗声道，三个字连成了一串，“卖多少钱？”
比比掉过脸去看琵琶，忍笑把嘴唇咬肿了。
“不知道。”她转过头看他，“我们没想过要卖。咦，另一只针呢？琵琶，看见不看见我另一只棒针？你的纸底下。不用了，我找着了。”他得站起来让比比伸手到他后面。
然后他又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嫌小了点，伛偻着研究搁在膝上的画。苍白的头由侧面看比较宽。
“你还在哪儿教书？”
“嗯？”
“你说还在别的地方教书？”
“嗳，我别的地方上班。”他嗫嚅道。为了撇下这个话题，他很特意地问道：“你家在哪里？”
“上海。”
“你朋友呢？”
“她也是上海来的。”
“喔！嗯！都是上海来的。”
“你是哈尔滨来的？”
“嗳，我很多地方。”他突然拿着画挥了挥，“卖多少钱？”
比比笑道：“他真想买呢。”
“多少钱？”他放低了声音，讲价的声口。
比比最是爱讲价，“你肯出多少？”
“五块。”他张开五根指头。“框不要。”又一句。
“框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
“不是，不是，我有了。这个你拿。我不想。”他摇头，学中国人一样摆手，“我有很多。很多。”
琵琶看见无数的洛可可式框全家福照片，像她的俄国钢琴老师的家里的，而其中一张祖先的照片换上了半裸的比比。她倒觉得他换了做生意的态度，可见得是放弃了藉着画像来赢得比比的芳心。现在他只想留下画像当纪念品。
“你卖不卖？”比比问琵琶。
“是你的。我无所谓。”
“是你画的，不想留着？”
“五块，框不要。”他坚定地再说一次。
“你看呢？”
“不要。”
“抱歉，我们不想卖。”比比看着地下，忙嗫嚅道。她去买东西挑拣过所有的货，一样也没买，从店伙面前走过就是这种神气。
他又坐了一会才走。女孩子兴高采烈，艺术家与模特儿。
“还是收起来吧。”比比道，“日本兵随时都会进来。”
日本兵都是两个两个进来。女孩子看见也不招呼，自管忙自己的事，总小心不能露出不悦的神色，不能给他们藉口找麻烦。琵琶拿别的书把日语教科书盖住，不想让日本兵看见，找她说话。偶尔有日本兵进来，坐在床上说笑。琵琶听出他们谈的不是比比或她，连正眼也不看她们，使她想起上海家里的园子里养的一对鹅，她无论穿过鹅的路径多少次，那对鹅始终不看见，保持住一个物种被迫与另一个物种同居的尊严。也奇怪，日本人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动物，虽然看起来像中国人，就是脸色更红润、身量更结实。而白俄就一点也不神秘。年青俄国人在中国长大跟她很像，除了更西化、一无所有、老旧的威势破布一样披着挂着，自己也丢脸，挡不住寒冷。
日本人的全然陌生使她们无法预测。两个日本人，双胞胎一样，轻松地坐在小床上，由身上的军服至卡其绑腿散发出冷冻过的汗臭味。日本人倒许是以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可总让人觉得他们随时可能会施暴。
头一次日本兵俯身向琵琶说话，吓了她一跳。他从她桌上拿了支笔。
“能给我吗？”
她不确定是否是这个意思，只见他做样子把铅笔往口袋塞。她点点头。他便放进了口袋里。两个日本兵都站起来，像听见了命令，走了出去。
有天穿过草坪，看见一个学生向两个日本兵走去。她认出是潘，比比前一向的男朋友。前额上还是挂着一绺头发，娃娃生的脸孔冻得雪白，两手插进黑大衣口袋里。日本兵停在沥青路上，看着他过来。她只觉潘会从口袋掏出枪来，射杀日本兵，心念甫动，就听他用日语开口，说得很快，眼睛也眨得很快。她不记得潘有这种习惯，可能是短短时间内学新语言的原故。真是了不得。他们的日文课上得很慢。他一本正经地说着，日本兵单脚支地，回他的话，一派轻松，仍是提防着。很难说潘跟他们究竟有多熟。
有天傍晚她又看见一次。人人都在绕圈子等着进食堂，食堂前一向可能是运动器材仓库，现在空落落的。大的解剖罐搁在架上，浸泡着今晚要吃的黄豆。
“喂，比比。这给你。”他给了她一块黄油。
她拘谨地笑笑，声音变得小而沙哑，“咦，这是做什么？”
“黄油。”
“你自己留着吃吧。”
“我还有呢。”
“得了，你打哪儿弄。”
“真的，我弄得到。”
“你自己留着吧。”
“我还有，真的。我会说点日语，帮日本兵买东西。”
“正嘢，上等货。”附近的一个男生喃喃道。
别人都吃吃窃笑。潘不理他们，走了出去。不说日语他的眼睛也不抽动。
“不留下来吃饭？”一个男生道。
“人家才不吃苦力粥呢。”另一个道，“在城里吃，这会正是做生意的时段。”
话说得一截一截的，海峡殖民地的口音又重，琵琶始终不确定听对了几句。“正嘢”是很普通的广东话，让他们说起来却使她想起了本地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说的是没有病的漂亮妓女。
男孩子不再往下说，女孩子在面前还说了这么多使他们有点难为情。他们一足支地转圈，双手插在口袋里，高耸着肩抵抗寒冷。琵琶转头看着窗外。有人在蒙上灰尘的起雾的玻璃上拿手指写了“甜蜜的家”，昏暗的电灯一照，几个字格外明晰。
比比在跟穿蓝绿色运动外套的男生说话。琵琶认出他的外套，因为比比老开玩笑地问他要。
“颜色是不是真漂亮？”她掉过脸来问琵琶。
“是漂亮。”琵琶道。
“看见不看见我试穿？穿我身上真好看，你说是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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