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希腊无政府状态的开始与终结 (1/2)

笔趣阁 www.shuqv.com，最快更新希腊独立战争最新章节！

    精彩看点

    土耳其人报复————消息对欧洲舆论的影响————俄罗斯帝国的抗议————镇压塞莫皮莱北部的叛乱————希腊的无政府状态————试图组成政府————阿尔戈斯第一次代表大会————《埃皮达鲁斯宪法》————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当选总统

    起义爆发时，希腊人虽然犯下了那些令自己及独立事业蒙羞的罪行，但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黎波里大屠杀后，大量未埋葬的尸体引发瘟疫，殃及了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而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复仇又给了希腊人重重一击。

    当希腊人在摩里亚半岛犯下的恶行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原本沉默忍耐的穆斯林胸中燃起难以遏制的熊熊怒火。虽然施暴者远在天边，他们鞭长莫及，但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分散居住着大批希腊人，土耳其人可能会对他们施行报复，不过这种制裁手段难以区分无辜者和罪人。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本人既证明了他性格中蕴含的强大力量，也证明了他愤怒的强烈程度。他不满足于下命令逮捕他能抓到的所有希腊游击队员，决心采取报复行动，向整个希腊世界发动袭击。根据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高级官员要对自己治下官员的行为负责。1821年4月16日，土耳其宫廷里穿着长袍的希腊议员穆苏里被执行死刑。接着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正如已经解释过的，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是希腊公民和宗教的领袖。作为公民领袖，他必须为希腊的行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负责。而作为宗教领袖，他是教徒们最尊敬和最神圣的代言人。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被宣布为一场十字军运动和灭绝战争。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希望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证明他已经接受了挑战。1821年4月22日清晨，和往常一样，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在牧师的簇拥下举行了庄严的弥撒，仪式结束后又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宫廷的一个信使宣读了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敕令，他罢免了格雷戈里奥五世，并命令与会的主教们立即开始选举一位新的大牧首。惊恐的主教们泪流满面，但别无选择，只好服从。当东正教的新领袖接受任命时，仍然穿着神圣长袍的、受人尊敬的格雷戈里奥五世正被带出去吊死在宫殿的大门前。尸体在那里挂了几天后被放下来交给了犹太人，他们将尸体拖过街道扔进海里。后来，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的尸体被一艘希腊船捞了起来，确认身份后运往敖德萨，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尊为殉道者，予以厚葬[1]。

    有一段时间，这种野蛮的复仇行为似乎只会阻碍自己实现目标，因为土耳其人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欧洲诸国的和谐，同时也挑起了反土耳其战争。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弥漫着恐惧和愤慨。对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来说，这件事几乎就像教皇本人被杀害了一样。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所有人都深感震惊。然后，他们团结起来为遇害的东正教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报仇。如果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在国内，受到臣民情绪的影响，对土耳其的战争就可能立刻爆发。事实上，由于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政策深信不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他的大使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向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离开君士坦丁堡。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来说，比起欧洲的和平及他所主导的反对革命复古政策，在奥地利东部边界外的大屠杀只是小事一桩。对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2]来说，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似乎对欧洲很有必要。由于英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珀西·斯迈思的强烈反对，一项为了保护基督教教徒的关于在君士坦丁堡联合示威的提议失败了。那段时间，土耳其和希腊都摆脱了欧洲列强的干涉。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

    与此同时，斗争本身的过程再次证明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格言的智慧：“绝不折中。”在希腊本土和群岛外，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无情、严厉的政策产生了效果。1822年年初，已经爆发的几次地方起义都遭到镇压。约阿尼纳和皮立翁山以北的区域恢复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效忠。在这条线以南，希腊人所奉行的同样的“绝对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纳夫普利亚、莫登和佩特雷等要塞，现在整个摩里亚半岛都掌握在希腊人手中。从科林斯湾往北，远至阿尔塔湾和塞莫皮莱山口的区域都归希腊人管辖。希腊已经从一个原本的附属国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如今摆在希腊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叛乱的无政府状态滋生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对希腊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远不如他们进行游击战的能力。掺杂了私欲的爱国主义，再加上见证了古希腊文明毁灭的由来已久的地方争斗和嫉妒，恰好构成现代希腊人的典型特征。奥斯曼帝国的打击让整个希腊民族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实际上，一个没有受到独立战争影响的公共组织仍然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没收土耳其人的财产并充公的做法使起义者掌握了大量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这些财富就落入了主教和军事领袖们手中。他们常常利用这些财富来满足私欲或实现野心，这导致当时整个希腊呈现出完全混乱的状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服从，他们共同的宗教热情及对土耳其人的仇恨，才可以挽救希腊的独立事业。每一个大主教、主教或军事首领都以为在自己的地盘成功取得了相当于苏丹统治时的君主特权。在他们的权威统治之下，目前为止各地区的军队、财政部门和政府还没有效忠于任何更高的权威部门。此外，他们也没有做出丝毫的努力来改革奥斯曼帝国体制中那些最令人痛心的弊端。显然，农民的反抗是由宗教而不是政治不满引起的。在他们的起义获得成功后，国家的财政安排、征税的方法都既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财产的安全。国家既没有设立法院，也没有安排公布财政账目。事实上，在一些地方中心，公众舆论监督着最严重的暴行。然而，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里，由于没人会考虑纯粹地方性的爱国主义，腐败和欺诈在全国横行。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就是一个对令人厌恶的嫉妒、阴谋、无耻的贪婪和卑劣无能的记录。只有广大人民的英勇、耐心及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才能减少这整个画面的污浊肮脏。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正确地制定宪法。英格兰的宪法起源于“地方机构的集中”。如果希腊宪法同样以现有的社区制度为基础，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事实上，虽然历届国民议会屡屡尝试制定宪法，但每次他们开会时，只是提出一些合理的计划，并且大多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提出的迂腐的教条计划，因此往往并不成功，难以实施。

    同时，民众对中央行政人员的需求也不容忽视。1821年6月7日，首先建成了元老院，或称为伯罗奔尼撒参议院[3]。这是一个纯粹的寡头委员会，并没有经过普选，而它的权力将一直扩张到起义军攻陷的黎波里。在与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的合作中，元老院获得了特殊的力量。起义开始时，他的雄辩、神圣及旺盛的精力大受欢迎。然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这位主教并没有实现开始时激起的希望。很快他的声望下降，因为人们识破了他的宗教热情只是掩饰自己骄傲、野心和贪图享乐的假面具。不久他就抛开了自己的虚假的神圣面具，整日穿着华丽的装束，如同一个蛮族王子。他根本不具有足以维持他的位置的必要品质。很快他就遭到排挤，尽管那些人同样地肆无忌惮，但比他更有能力[4]。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